中国腐败犯罪状况的实证研究——以新型客观测量模式的引入为研究视角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司法文书为调查的数据来源,不再以特定腐败犯罪的“立案数”“涉案人数”等作为参数标准,而是以“相对测量”为理论基础,以“潜伏期”“数额”“次数”3个核心参数来重新构建客观测量标准,可消解腐败实际状况与打击腐败努力之间的矛盾,也能够对中国不同时期、地区、行业的腐败状况进行更合理、全面的分析。运用新型客观测量标准,以“受贿、贪污、挪用公款”3类典型的腐败犯罪为分析依托,对沈阳、广州等6个副省级城市2013—2016年的司法数据进行统计,西安地区的廉洁状况最好、南京地区的腐败状况最严重;整体的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廉洁状况有所提升。     

法经济学视角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完善

最新国家法治政策对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核心罪名且有关司法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有必要从法经济学角度考虑该罪的立法完善。因该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性转变,有必要将其调整至“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犯罪构成中行为主体应扩展至“经营者”、保护对象应细化至“孕妇”,并可匹配特定情形下的“非法持有危害食品安全的原料或添加物罪”。相关刑罚体系设计更应关注惩罚的效率与效益,可将过去的“自由刑为主,财产刑和生命刑为辅”的配置,调整为“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生命刑为辅”的布局,适时规定更为明晰的职业禁止刑罚,对牟利动机明显的犯罪者加大罚金等财产刑。     

论危及胎儿安全的违法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对伤害胎儿的行为如何定性，刑法理论界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诸多观点之中，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依据刑事立法规定，将胎儿解释为人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只能将胎儿的合法权益解释为母体的健康法益来加以保护，否则，侵害胎儿的违法行为将难以得到公正处理。这一解释结论也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在主观方面，行为人不需明确认识到被害人为孕妇，且不必以伤害胎儿作为犯罪目的；在客观方面，即便胎儿出生以后健康受损，依然可以被评价为对母体的伤害结果，其间的因果关系并未中断。     

认罪协商程序的实体侧面解读

辩诉交易、刑事协商、刑事和解三种不同刑法体系下的诉讼制度,具有司法理念、诉讼结构及规范构成上的实质共性。其对协商性司法的精确诠释及由此得出的法律结论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具有理论上的契合性。司法机关或当事人对实体性权利的处分有可能引致对犯罪构成体系的实质修正甚至消解,因此认罪协商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必须与刑事实体法保持规范上的协调与机能上的互补。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Anna Stubblefield and disability stud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ase of Anna Stubblefield, a US disability studies scholar and Professor of Ethics at Rutgers University who was sentenced to 12 years in prison for sexually assaulting a disabled man. Stubblefield claimed that he consented, using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is unscientific and unreliable, and that the support for Stubblefield from some disability studies scholars raises serious ethical concerns.     

细菌战诉讼案的意义与启示

细菌战诉讼案大致经历了准备阶段、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三审阶段,其结果以败诉告终.这场诉讼虽然败诉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锁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推动了人们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学术研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扩大了社会影响,引起了世界关注.细菌战诉讼案告诉人们: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战争罪行终究逃不过历史的惩罚;对日索赔与中、日友好并不矛盾;抢救历史刻不容缓;把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建立单位犯罪量刑制度的构想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量刑制度不作规定 ,是立法的不足。提出立法构想 ,着重对单位犯罪的累犯制度、自首、立功制度及数罪并罚制度进行探讨     

乞讨行为的刑法意义思考

乞讨作为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是各国均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对此,各国也都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规制,但乞讨的违法犯罪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乞讨有其存在的经济根源,并且本质上属于法律放任的自由,因此在合理限度内法律予以容忍.但是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乞讨犯罪,必然要进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刑法修正案六>关于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规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在实践中,应注意厘清本罪名的构成特征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儿童卖花行为的司法认定.     

民法理论语境下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分

对有关财产犯罪问题的分析，应以民法理论为基础。盗窃罪与侵占罪客体的认定、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物的认定及占有关系的认定等均应参照民法理论进行解释。民法语境下，可以从主体方面、主观方面、客体方面、客观方面四个维度区分盗窃罪与侵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