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在“庚申年大讨伐”中的作用及其罪行

日军在延边地区进行的“庚申年大讨伐”中,日本外务省所属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向日军提供有关朝鲜族反日运动方面的详细情报、直接为日军充当向导并单独进行“讨伐”,又担负警备任务、从事“归顺者工作”等,对朝鲜民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领事馆警察机构同日本军部指挥下的日军一样,在对延边朝鲜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方面同样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     

论教唆犯未完成形态的认定

基于教唆犯性质的二重性说,教唆犯的着手不以被教唆者的着手为转移,只要教唆犯开始以言词或者其他方法进行教唆,就应视为教唆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教唆犯的预备犯一般情况下不宜认定为犯罪;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但要严格区别未遂教唆与独立教唆犯,正确理解刑法第29条第2款并在立法上加以修改完善;教唆犯的中止的成立不仅要自动放弃本人的教唆行为,还必须以有效制止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为必要。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工作个案报告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当前青少年犯罪社区矫近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A是安徽省某县社区服刑人员.通过对A的个性心理特征、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的分析,社区矫正工作者对A进行了4个月的社区矫正,A从思想到行为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对交通肇事罪中指使人构成共犯问题的新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是在正确解读《刑法》第133条规定下作出的。在现行《刑法》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立法者以法律拟制的方式规定的犯罪行为,该条司法解释对司法人员来说是个注意规定。     

我国有关商业贿赂的立法分析与对策研究

由于商业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反商业贿赂已成为现阶段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准确界定商业贿赂的范围;二是要取消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三是要从提高商业行贿罪法定刑,明确商业贿赂罪起刑点的数额,以及完善对商业贿赂罪的财产刑与资格刑的设置等方面重构惩罚商业贿赂犯罪的罪刑体系。     

盗窃罪客观方面再探

盗窃罪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财产犯罪 ,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客观方面 ,特别是1 997年刑法典第 2 65条规定了有关电信业务的特殊盗窃罪 ,因此 ,深入研究盗窃罪客观方面是极为必要的。应从秘密窃取行为过程和手段、财物的控制和支配关系等方面 ,对盗窃罪客观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     

论唐代的谋反罪

唐律对谋反罪的处罚是历代法律中最轻的,主要体现在家属缘坐范围小。唐太宗君臣通过反复讨论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既说明唐代法律向文明的迈进,也反映了唐律持法宽平的特点。后来明清法律一反唐律的规定,又扩大了家属缘坐的范围,这既与专制皇权的加强有关,也与两朝初建时期的政治形势有关。同时,唐代皇权也有与汉、明等朝相同的特点,即利用谋反罪名诛除潜在的威胁势力,这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尤为明显。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若干问题探微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系现行刑法增设的新罪名。刑法学界就该罪名中“帮助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等基本概念存在较多歧义。本文就有关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概念、客观方面、主体以及适用上的若干较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刑法完善

文章从分析基本概念入手,界定计算机犯罪与网络犯罪;并对国内外关于计算机犯罪概念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计算机犯罪的概念.分析了我国计算机犯罪刑法立法现状,提出了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的调整范围和立法形式,以及对计算机犯罪罪名的设置、行为方式、刑罚方法等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期对计算机犯罪的刑法完善起推动作用.     

试论我国单位犯罪的范围

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100多种单位犯罪,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法律规定,单位危害社会行为得不到惩处的情况屡见不鲜,造成司法实践的困惑。我国单位犯罪应以现有规定为基础,从社会危害性和单位自身特征出发,确立单位犯罪的标准,对单位犯罪的范围进行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