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黄综合研究Ⅱ哲里木盟麻黄资源调查

哲里木盟麻黄主要分布于黄土丘陵、沙丘沙地、石质山坡等草原区，总面积４３４５２７公顷，年蕴藏量５９５０万公斤，年生产量４７６５万公斤。对其生活型、群落种类组成、群落类型等进行了研究，并对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提出具体措施。     

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

DNA分析技术的发展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新手段。本文在国内外首次应用D13S317基因座第 11号等位基因频率指标 ,计算了东乡族群体遗传动态数据。结果发现 ,东乡族和回族遗传距离很近 ,且东乡族中具有白种人血缘混杂。结合其他有关资料 ,我们认为东乡族的起源与元代蒙古军带来的中亚工匠、签军有关 ,亦与当地蒙古族、回族、藏族人群的融合有关。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民族研究提供群体遗传方面的线索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一场新的冷战为期不远 ,所不同的是已经过去的冷战是以意识形态为分野 ,而新的冷战是以文化为界线 ;过去的威胁是苏联 ,现在的威胁则是伊斯兰教—儒教的联盟。他的这个论点 ,国际大部分学者很难苟同。美国哈佛大学另一位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则力主“文明对话论” ,他相信多元文化并存 ,通过对话和理解 ,通过各种文化自身的反省与变革 ,人类一定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为此 ,几年来他在世界各地组织并参加一些“文明对话”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带动下 , 2 0 0 2年 8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与南京大学在南京召开了“文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是一次穆斯林学者与非穆斯林学者的文明对话的学术讨论会。本刊 2 0 0 2年第 4期已选载了这次会议的部分学术论文。在这次会议上杜维明先生发表了题为“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的演讲 ,他视野开阔 ,观点新颖 ,在与会学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认为很多杰出的学者已经看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非常狭隘的二分法破绽。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够逐渐地在合而不同的背景下生存就需要通过对话,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 体的意愿 ;通过对话 ,大家都具有和平共     

浅析青海汉族的神灵崇拜

神灵崇拜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存在于今天,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在青海东部汉族集居的地区,崇拜神灵这一精神民俗渗透到生产、生活、娱乐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存。青海汉族神灵崇拜虽源于中原文化,但也受地方原始宗教的影响,虽无完整意义上的教义与宗教组织,但神灵崇拜体系比较庞杂,一些祭神活动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就决定了青海汉族神灵崇拜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而神灵崇拜与当地社会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纲领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总原则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根本宗旨是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题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论赫哲族当代民族文化

本文在分析了赫哲族民族文化现状后指出,经过整合与重构的赫哲族文化具有多元性、现代性、亲合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是一种充满现代气息的民族文化。     

唐宋穆斯林史实杂考

本文依据文献资料,对唐宋有关穆斯林史的几段有歧见的史料加以分析,内容涉及唐代的蕃坊、辽与大食的关系、蕃坊中蕃客的宗教信仰、蕃商社会的法律等问题,作者在引证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

赛典赤在云南的施政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统治者进入中原后统治思想及治策的变化。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施治可以看出 ,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的内容和影响十分复杂 ,既有“四等人制”下重点对汉族的压迫和防范 ,也有在信任边疆少数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土官制度。就云南等南方边疆地区而言 ,蒙元民族统治政策的后一部分积极意义较为明显。因此 ,有必要对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作更深入的研究     

从汉族主义到中华民族主义——清末民初国民党及其前身组织的边疆民族观转型

学界对中国国民党边疆民族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些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常常涉及这一问题,但是专门以国民党前身组织和其执掌全国政权之前的边疆民族观为考察对象,并梳理其边疆民族观演变过程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这一问题。清末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及其政党边疆民族观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国家的转型,特别是其最终抛弃汉族主义,提出民族团结、平等思想,坚持大中华民族新主义,对唤醒各民族意识和各民族共同推动国家转型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华南-珠江流域盘古神话的北传——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二

中国有关“开辟创世”和“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传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中原的女娲、伏羲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北方型神话系统和以珠江流域的盘古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南方型神话系统。本文通过对《述异记》最早记载的“南海中有盘古国”“桂林有盘古祠”的历史分析和实地考察,阐明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盘古国”,三国时传于吴楚间。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葛洪闻交趾出丹砂而求为广西勾漏令,后止于广东的罗浮山修道、炼丹、著书,在《枕中记·众仙记》中首先把盘古列入道教神谱,奉称“盘古真人”,尊为开天辟地“元始天王”,又称“三皇”、“五帝”“皆其后裔”,便把原秦汉文献所载北方远古神话无开天辟地之神给予填补,加以整合使之衔接,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中华大地天帝尊神的世系,盘古神话也就随着道教渐渐在北方流传开来。而中原一带有关盘古神话故事表现为再生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充满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也正是导源于葛洪把珠江流域原生型的盘古神话加以整合使之道教化的混融性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