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王权"文化庇护"现象刍议

在文艺复兴时期 ,一些国家君主对文学和艺术以各种形式给予资助和扶持 ,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庇护”现象。王权之所以对文学艺术采取“袒护”的态度 ,其背后是由双方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 ,是二者互为需求、彼此利用的体现。     

《水浒传》的早期接受

首先界定早期为嘉靖时期(1522—1566年)。以郭勋和李开先为个案,通过对郭勋刊刻《水浒传》和李开先创作《宝剑记》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嘉靖时期从上到下大多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忠义的观点,体现了当时对忠义普遍要求的社会思潮,开后来《水浒》忠义说的先河。     

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

光绪年间 ,黄河三角洲河患次数多 ,规模大 ,持续时间长 ,造成的灾祸重。河患下的灾民迁移贯穿光绪年间的始终 ;移民安置区域集中于沿河两岸地势高处及利津东部、广饶东北部黄河新淤滩地 ;移民形式为政府安置与自发迁徙间杂 ;移民种类属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型移民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论齐国政略特色

太公与管仲是齐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大政治家,其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带有鲜明的齐法家特色,不仅与周公、孔子等儒家有原则区别,而且与三晋法家(秦法家属于三晋法家)也有显著不同.     

朱文藻之《金鼓洞志》编撰特点论略

朱文藻是一位浸染于乾嘉考据之风的学者兼作家型人物,他的这种特质在《金鼓洞志》的编纂中得以体现。《金鼓洞志》以鹤林道院为轴心,叙考了清代全真教龙门派金鼓洞支派的发展情况,同时对栖霞岭北周边诸胜进行了描述和考实,相较一般的道观志,史料价值突出,眼界更为开放。《金鼓洞志》贯穿了史学与文献学会通的思想,其中既存录有大量的历史、宗教、文学等文献资料,又不乏基于历史考证方法的辨伪存真,体现出严谨的乾嘉考据学风,从而具备了较为明显的学术著作特点。朱文藻以往《崇福寺志》《洞霄续志》等相关道观志、佛寺志及《西湖志》《武林坊巷志》等地方史志的编纂经验,深刻影响到了《金鼓洞志》体例的安排和内容的取舍。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和硕特汗王统治西藏始末

固始汗应格鲁派领袖之请,于1641年底出兵西藏,消灭第悉藏巴政权。从此,西藏地方开始在和硕特汗王的直接统治之下。随着固始汗的病逝,由于种种原因,和硕特汗王对西藏的统治权逐渐转移到格鲁派领袖身上。和硕特部最后一位汗王———拉藏汗尽管在1705年重新夺回西藏统治大权,但由于其举措失当,最终导致1717年在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兵败被杀。拉藏汗的被杀,标志着和硕特蒙古对西藏75年统治的结束。     

推进党的民主执政实践的战略步骤前瞻

民主执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途径,合理地安排党的民主执政实践的步骤和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推进党的民主执政实践应以加强党内民主为起点,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走体制内的民主执政实践之路。     

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新考论

以唐人神龙元年说为基点,在《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新考论 》的基础上,对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的交游及诗歌进行了新考探,提出了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为：开元十七年秋,于溧阳作《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是年冬于扬州作《淮南对雪赠孟浩然》;开元二十三年,作《赠孟浩然》的新观点和新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