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户兼业化的几个问题

二战后 ,农户兼业是日本农业经营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户兼业是日本农民综合各种利益得失后的一种必然选择 ,农户兼业造成了日本农业的分散化。日本农业现代化的教训 ,我们必须借鉴。     

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走出保护性衰败与建设性破坏困境之路

历史文化名城或城市的历史街区经常陷于保护性衰败或建设性破坏两大文化和社会困境之中。两大困境的突破之路在于通过有机更新实现城市的文脉延续、文化传承、文化再生与城市复兴。有机更新就是集物质更新、生活改善、文化再生和社会活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更新。有机更新要求以谨慎的渐进式更新取代草率的激进式更新,以＂自下而上＂的自愿式更新取代＂自上而下＂的指令式更新,以多个主体的合作行动取代强势集团的单边行动。     

北京市郊野公园公共设施改造——以“东升八家郊野公园”为例

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东升八家郊野公园"为例,采用使用后评价与空间句法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公园游憩者使用状况评价及公园空间集成度的分析,提出郊野公园公共设施合理的改造方法,以期为提升北京市郊野公园公共设施的合理性提供参考。对于辐射范围比较广的郊野公园公共设施,可按照使用后评价法和整体集成度进行设置,其服务半径可小于风景区公园服务半径,大于城市公园的服务半径。对于辐射范围较小的郊野公园公共设施,在集成中心周围,局部集成度高的游线上其服务半径可小于城市公园的服务半径,而在集成度低的游线上可按照服务半径大于城市公园的服务半径进行设置。     

方言、宗教传播与文字革新——近代基督教会闽方言罗马字运动研究

福建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在其传教中，面对福建方言繁多的问题，他们以罗马字母来模拟地方腔发音，编创了数十种闽方言罗马字母字，通过编印出版书报、组织罗马字运动等，使闽方言罗马字普及为地方教会识字运动的主要文字。但是罗马字本身所蕴涵的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地方腔等特点，在该文字的普及过程中对各地教会和福建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既有接受者与汉文字隔绝的消极作用，也有启蒙文字改革、社会教育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变迁微观补充:基于介质结构角度解析

针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变迁微观角度分析存在的一些缺失,文章围绕制度结构性变化与制度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的制度变迁问题.对已有介质结构模型作出精确化与具体化处理,引入博弈论分析工具,将制度变迁推演成为子博弈精炼均衡的分析情景,试图刻画制度变迁一般层面的微观响应机制,并利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企业制度变迁实绩印证其制度演化的理路.着力回答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变迁微观层面的机制与条件.     

诏敕文体改良与中唐古文运动

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国势倾颓之时期待王朝中兴,推动儒学复兴,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在经世致用的需要下大力进行古文的创作。其中有很多人任当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他们利用掌书王命的职权,或以理论相号召,或以实践相支持,对诏敕进行了文体方面的改良和革新,使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政令文体能够更好地为君主统治服务,同时也起到了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构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一部分。     

关于今天可否使用文言文写作的辩争——与郑全和先生商榷

郑全和"不能适当使用文言"的观点有失偏颇.历史上曾为剥削阶级所使用并被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文言文,在现今民众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会成为开发民智的障碍,而可以成为广大劳动群众濡染民族历史文化、开展交流交际的工具和陶情冶性的文化快餐;文言文写作也能创新,并不违反规范;在今天仍可承载发展民族文化文学的重任.因此,应该为文言文在文化文学领域讨回一席之地.     

旧城更新叙事的权力维度和理念维度——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过去二十年,上海旧城改造最有名的项目之一是田子坊。田子坊做得有声有色,却非一帆风顺,它曾多次面临被拆迁的危机。田子坊求生存的斗争既是政府内部关乎开发主导的权力之争,更是城市更新的模式之争和城市发展的理念之争。田子坊实验的艰难,在于它是从政府内部对城市更新主导模式的认真质疑,及对更好兼顾城市文脉、创新产业、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改造新模式的真诚实践。田子坊可能成为孤独的成功者,但田子坊的经验和原则不应成为孤案,而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并在未来城市的更新中得以大力地推广。     

河北省著名景区旅游产品创新研究

“一流资源、二三流产品”是河北省著名景区面临的普遍现象,急需通过创新来提升景区竞争力。本文阐述了文对旅游产品创新基本理论,对河北省著名景区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河北省部分著名景区的旅游产品创新进行了研究,对各个景区提出了产品设计内容。     

简析浙江文化精神与“浙江工业化模式”的渊源关系

将浙江传统文化精神与浙江工业化模式有机地联系起来,说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阶层,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创新精神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浙江文化的"勇于创新,注重功利"的基本精神,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在大批企业家的主导下,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浙江制度创新的浪潮,从而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