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的道德责任

现代社会对政府提出的挑战与政府的道德责任问题相关。政府在其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时尽管有多种多样的理由,但必需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政府之所以应该承担道德责任,是由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与规范政府行为的需要所决定的。政府只应该承担适度的道德责任。这种适度的道德责任主要包括实现个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与推动社会发展。为了实现这些责任,政府就需要健全制度、经营实体与合理行使权力。     

企业社会责任外部促进机制的法学与经济学研究

根据玛丽斯-曼妮假设,就算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未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企业管理者也不会在执行职务时过分滥用其权力,因为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即外部治理机制）会治理这些不称职的企业管理者。从表面上说,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原理,可以被借用到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市场促进机制上。然而,不同市场之间具有独立性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间具有冲突性。如果不加修正地把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原理借用到企业社会责任市场机制上,将无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市场偶尔出现缺陷,这需要政府的干预、社会的监督和法律的规范。     

论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国有企业经理的法律责任制度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约束机制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现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体系中关于经理责任的性质、内容、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和追究程序等规范略显粗糙和不足。新历史条件下需明确界定经理在对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过程中承担的是信托责任,是经理基于受托人地位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与出资人签订的经营协议以及企业章程等行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形式,这对于保证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娱乐的变态与变态的娱乐

在社会日趋多元化和媒介市场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一些媒介为单纯吸引受众眼球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社会事件传播中严重偏离正常轨道和价值标准,有意无意地过滤了事件本身的启发性及严肃性,使社会事件高度娱乐化,或者将其包装成彻底的极端娱乐事件,甚至对一些社会变态行为和事件过度追逐并放大为极端娱乐事件的现象层出不穷,使娱乐变态泛滥。与此同时,部分公众对媒介制造的一些极端娱乐事件和话题不仅不表示反感,反而以一种狂欢的心态去追逐和消费,从而表现为变态的娱乐。娱乐的变态和变态的娱乐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需要从国家法律法规约束、媒介行业自律,以及公众媒介素养培养等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慈善捐赠理念

现代企业除了追求利润外,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企业捐赠活动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捐赠具有深刻的涵义。只有培育企业内在驱动力,把捐赠作为一种营销战略、完善慈善捐赠制度,优化企业捐赠环境、改进税收优惠法,为企业捐赠注入活力,才能实现企业和社会共赢。     

论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政府责任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涉及广泛的利益综合体,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矛盾冲突根本上就是各类利益主体——包括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被拆迁人、拆迁人、拆迁公司和承租人等在其中的利益博弈。由于政府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的特殊责任。即为各方利益的表达、沟通、妥协创造条件和平台,依照法定的授权和程序行使征收权和拆迁权,无论哪一种拆迁,政府都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和价值规律对于当事人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维护。最后达到责权利的统一。     

论新时期高校校友会工作职责及工作创新

校友会是高校联络校友的组织,是高校利用校友资源、共享社会发展的部门。文章从校友会组织的性质、特点出发,详细阐述了高校校友会工作的工作职责,以及新时期如何创新地开展高校校友会工作,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服务。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法治根源及对策——基于权力与权利因素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形势严重,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环境管理权力和农民环境权利失衡。在权力方面,主要体现在责任不够明确,环境信息不公开和权力受到的制约较少;而在权利方面,主要体现在农民的环境意识、环境维权能力不强和维权渠道不通畅。为此,应加强对农村环境管理权力的制约,强调其应有的责任,保证农民的环境救济权并加强对生产过程的指导。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试论翻译教材的编撰、责任和价值——以《汉英翻译技巧》为例

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的学科,但是翻译实践更为重要。但在当今官方及学术界轻视译著价值的情况下,翻译教材的编撰也必然遭到了轻视。因而,唤起人们重视对于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以及重新定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地位和价值,显得十分迫切。翻译知识的普及要靠翻译教材进行推广,而提高译著的质量,才能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