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石刻碑文用韵及辽金文韵比较

金代文赋用韵与辽代石刻碑文相比大体相同,但也有差异：阴声韵中,歌戈、鱼模、尤侯三部与辽代石刻碑文表现一致;家车、皆来、支微、豪萧四部则略有不同。阳声韵中,江阳、庚清、东钟三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相同;覃盐、寒先、侵真三部则有不同。在入声韵中,屋烛、德质两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中的表现一致;觉铎、月帖两部则有一些差异。     

周秦至隋诗歌韵类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评析魏鸿钧

上古到中古的韵类研究,向来着重于《诗经》韵部的分类、音值拟测,进而排列《诗经》和中古韵书、韵图的语音对应演变关系。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从各个时期的诗人用韵来架构多平面串连的汉语语音史。同时,也注意到部分合韵可能代表的方音特色,因此或者将诗作依诗人籍贯分类;或者依诗人活动范围整理,藉由与主流汉语相比较,得出区域的语音特色。早期这些研究在分析韵类的方法上缺少标准。80年代后开始运用“数理统计法”研究诗歌押韵,至今成果虽然不在少数,但多半集中在魏晋以下。下一项工作应是扩大“数理统计”的应用范围,从历时的角度串连各时期的韵类演变关系。     

西汉赋作的戏剧因素考察

赋的戏剧性已经受到学者的注意,我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文本细读,对西汉赋作中存在的戏剧因素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考察,发现汉代诸侯王、天子相继以俳优蓄养文士的做法,以及一些文士以俳优自视的心理,加速了汉赋的戏剧化,影响了赋作的质量和格调。与此同时,一些赋家无法适应由策士、辩士到俳优化文士的身份转变,曾经先后悔赋,体现在赋作中,却提升了汉赋戏剧化的品位,增强了西汉赋作的讽谏功能。通过对汉赋戏剧化的探讨,还可以窥斑知豹,体察作家心态与文学演进的关系,体察文学发展到自觉前夜的曲折与艰辛。     

《元曲选》用韵考

《元曲选》用韵经系联得19部,除了个别通押和出韵情况,与《中原音韵》高度相符。与元刊本及脉望馆本元杂剧相比,《元曲选》的用韵与《中原音韵》更为吻合。臧懋循对《元曲选》的删改反倒使其音系与《中原音韵》更为一致,因此,《元曲选》的用韵可以代表元代的语音,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语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臧氏的删改虽没有改变其音系,但也湮没了一些语言现象,如通押等。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朱有燉北散曲小令用韵简析

朱有墩是明代前期极具代表性的一位王爷曲家,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其自身特殊地位的影响,他没能在政治仕途上大有作为,却在杂剧、散曲创作方面取得了成功.通过梳理、分析、归纳他的北散曲小令用韵可知:在其233首北小令中,共用押韵方式7种,有9美21首超越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部界,用韵稍宽.     

金元俗词概论

金元二代词,素以含蓄蕴藉、雅正清丽著称于世,对其俗词众多的特点,长期以来并未被评论者注意到.这一特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文人学士及下层人民的提倡.而俗词的具体品格,又体现在其民谣俗语化、草原民族化和散曲化诸多方面,并由此导致了金元词题材的新变,针砭世态人情、嘲弄戏谑、表达闲情逸致、修真向道之作大量出现.     

文学视域下的“叶韵”法及其意义

“叶韵”法主要用于经典韵文文本注音,有效地疏通由于古今发音演变而造成的押韵问题。“叶韵”法在经典韵文文本的吟咏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众多经典韵文文本更流畅地讽诵于口。历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表明,“叶韵”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其文学意义有待凸现。     

上古后期支、脂、之三部关系方言地理类型研究

支、脂、之三个韵部在上古早期相互独立,但从上古后期开始出现合并趋势,且不同地域合并路径各有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方言地理类型差异。支、脂部关系密切的“北方型”和之、脂部关系密切的“南方型”在上古后期已经形成。“北方型”中“秦晋型”“齐鲁型”两个阶段式亚型的支、脂相通有声母条件的差异,其中“齐鲁型”是“秦晋型”继续发展的结果。南、北方言交互影响地带则呈现出南、北地理类型的叠置现象。     

再现童趣——儿歌翻译的精髓

童趣是儿歌的本质特征。儿歌翻译必须再现童趣,再现童趣需要译者善用翻译技巧。在英汉儿歌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从五个方面使用技巧,转换童趣：选用浅显词汇,突显童趣亮点;选用简短句型,精确描绘童趣;选用生动韵律,巧妙展现童趣韵味;制造节奏,展现童趣的音乐性;连缀语篇,流畅地展现童趣的表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