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区分规则

我国《合同法》对承揽合同作了专章规定,但对雇佣合同未予明确。根据传统理论,涉及不动产的雇佣合同,往往与承揽合同难以区分。《物权法(草案)》没有对我国的不动产范围明确规定。实践中,只有做到对涉及不动产的承揽与(雇佣)合同进行正确有效的判别,方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以一个具体案件为例,建立起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区分体系,并阐述了区分两类合同的实践意义。     

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标准质疑

从传统民法对法律行为的界说出发,在对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标准进行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民法应以设权的意思表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标准。     

论求真务实与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是与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背离的。形式主义的产生有其思想根源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与我国政治体制不完善有关。反对形式主义需要标本兼治: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     

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我国环境权之探究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核心问题。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权作为与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其地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提出"环境权"这一概念以来,几十年过去了,理论上的混乱、立法上的迟缓和司法实践中的被排斥,与学者们当初提出"环境权"时的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是对现有的环境权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出环境权处于困境的原因,并提出走出困境的设想。     

健全产权社会化背景下的独立董事制度

公司产权社会化已经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具体表现,而独立董事制度则是公司产权社会化的产物。产权社会化引发受益权社会化,独立董事应该作为社会化利益的代表,担负起维护社会多方面利益的责任。当前,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的运行现状不尽如人意,应进一步予以完善。     

排污权的经济法属性探析

为了厘清排污权的权利属性,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在对排污权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介绍的基础上,通过和民法上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比较分析,证明排污权不是民法上的权利.接着通过分析国家职能的转变和传统经济法的权利.证明排污权也不是行政法上的权利.最后从经济发展权着手,认为排污权彰显的社会与企业之间增量利益的空间上的普遍平衡和时间上的可持续发展价值,排污权兼具集体性和独占性,排污权是经济法上一种新的权利.     

数据可携带权的法理逻辑和制度构建

基于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和反垄断目的的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个人数据主体和数据处理者之间的冲突。以数据生产为视角审视数据可携带权,该项权利可以有效降低数据生产的成本,并有助于构建统一的数据市场。将个人信息主体与数据处理者统一于数据生产,可以有效弥合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数据生产指导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构建,数据可携带权的客体应涵盖衍生数据在内的所有个人数据。同时,在制度设计中要协调数据可携带权与知识产权、他人数据权利的冲突。     

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的现代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具有现代化倾向,文学创作从故事到叙事表明,现代民间话语权利在生成;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主体主要是民间叙事;民间叙事的表现形态是革命传奇叙事和农村叙事.     

空间权理论在矿业权中的应用和创新--论我国应当建立区分矿业权和矿区役权制度

矿业权是空间利用权的一种特殊类型。为了实现对矿产资源的高效利用,可以根据矿业权的空间权属性,建立相应的区分矿业权和矿区役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