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需要相应的道德支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与之相协调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德”“法”相济的一种典型模式 ,即礼治 ,其系统的法律制度不仅脱胎于道德规范且以之为依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 ,法治与德治的具体思想内容都不是传统的简单沿续 ,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 ,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使之彼此协调、相互支持     

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

对华北各地的祭礼习俗的历史考察说明,华北宗族的外在物化标志,即起着功能性作用的宗族聚合手段很少见,但在宗族的象征文化方面则呈现较显著的迹象。与华南的弗里德曼式的宗族相比,华北的宗族是表达性的、文化性的,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性的。当然,从完备的宗族要素角度来审视,华北宗族是一种残缺宗族。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先秦的策祝仪式及文体特点—兼谈对《左传》中两篇祝辞的看法

《周礼》太祝“六祝”中的策祝多为远罪疾的祈祷，因事出突然、情况特殊，必须举行特别的祈祷祭祀，祝文也应书于简策。《左传》所载荀偃《祷河》和蒯聩《战祷》皆是春秋策祝的代表之作。策祝针对性极强，一事一祝，没有形成常规祝词的陈词滥调，大多采用散文的形式。     

从《背带歌》看瑶族的生命礼俗

从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视角探视《背带歌》的群体创造智慧、生命礼俗的传承、多彩的文化积淀、特殊的艺术手法和民歌的文学翻译等景观,从而肯定它的社会价值和它的艺术地位。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仪礼》与礼学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历代《仪礼》研究,重申《仪礼》作为礼学研究核心经典的学术地位。学术研究应在礼乐文化的视角下关注《仪礼》的整体性特征,以《仪礼》的礼例研究方法作为礼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将对二者的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體与禮：佩玉践形与儒家神话礼仪

＂礼＂本质上是一种负载于人＂体＂叙事的象征符号,＂礼＂与＂体＂的实践与信仰,是＂礼＂的发生学探讨不可忽视的观察视点。文章对儒家思想系统中的＂體＂、＂禮＂与＂鸣玉以相＂、＂佩玉践形＂等语词隐喻与行为意义进行了知识考古式发掘,发现体、礼与玉在儒家礼乐身体实践,乃至上古宗教仪式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即外體（身体仪容）——礼与玉（媒介）——内德（神圣力量）,从而揭示礼仪诞生的动力源泉,以及神圣礼仪和世俗道德间的根源联系,为＂礼＂之发生探源提供一种新的阐释。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