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逻辑:自由与规范——论孙绍振的文学观念

在逻辑性的论述架构内,孙绍振的文学研究,强调文学情感的独特性和奇异性,同时周密地论证了作为文学的情感,总是为种种文类所约束和规范。这表明,孙绍振推崇审美的诗意、自由的表达,但他更明白文学的自由总是为审美的历史语境所围困,因而,孙绍振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以精密的方式揭示了情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表意方式之特殊性。     

传播符号学及其理论建构

具有百年历史的传播学研究在当代遇到了相当多的理论瓶颈，甚至被某些学者称之为传播学范式的危机。如何化解这种范式危机便成为传播学界孜孜以求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显学”的符号学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化解危机的理论资源，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公分母”，本质上是一门“意义之学”，具体到传播而言，关注的是传播文本的意义建构，而非表象的传播效果。将符号学用于传播研究，能够从深层次揭示传播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的背景下，传播符号学呼之欲出，传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便具有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是）……的”类句式已然义的层次性分析——以“S（是）AV（O）的”句式为例

以学界广为关注的“S（是）AV（（））的”句式为例，重点分析“（是）……的”类句式在语境、词汇和句法三个层面所显示的不同已然义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国内外关于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的评价。     

论《齐民要术》新生复合词中的同义词

《齐民要术》是中古时期口语性较强的一部农业科技著作，书中使用了较多复合词，有的复合词意义相近或相关，彼此聚合成群，形成了不同的同义词词场。这些同义词词场中的复合词在构词上都有相同的特点：即构成复合词的两个语素单用时意义相近或相关，这样的复合词应是当时的语言社团根据已有的并列式构词法创造的新词。在汉语词汇的历时发展中，《齐民要术》中使用的同义复合词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由曾经常用的单音词作语素构成的复合词或易于通过隐喻机制形成新义的复合词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生命力相对较强，在竞争中也相对较容易发展成汉语中的常用复合词；使用频率低或难以产生隐喻引申义的复合词很容易退出语言交际领域，从而成为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某阶段的陈迹。     

《祖堂集》中“且置”式问句的历史形成及其动因

《祖堂集》中的"且置"式问句是一种含有处置义的句式,把不易或不必处理的问题转换为当下相关的问题提出,具有两种语用功能:一是起到化难为易作用;一是起到换位思考作用。该句式萌芽于南北朝时期的佛经文献,成熟于五代,禅宗口语问答的语用环境是"且置"式形成的主要动因,线性增量原则是其主要机制。     

指类句的修辞性嬗变

指类句可加以改造而获得特定修辞效果,"全都……,只有……"这一句式就是一例。此类修辞效果是通过"全都……"增强语句的语义信息到极致获得反衬,继而通过"只有……"突显例外现象实现的。指类句是对一类事物属性的隐性全称量化,同时又容忍例外现象。对指类句的元语用分析表明,在元语用层次,理解指类句的认知机制、指类句理解的心理逻辑和语言使用的会话修辞逻辑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     

70年代国外习得顺序研究综述(二)

本文回顾了70年代句子习得顺序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否定句、疑问句的习得顺序的相关研究,也提及70年代提出的关于关系从句的习得顺序的三大研究假设,最后指出70年代习得顺序研究的意义和不足之处以及之后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动态。     

写作表述的三级范式

写作表述在文句、层次和篇章等三个层级上都有一定的范式。表述范式在不同基本文体的层次范式之间、篇章范式之间,以及篇章范式和层次范式之间,虽然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这些表述范式分别都是其同类相仿的写作表述模式构造,能为写作者实施写作表述提供可以借鉴的基本经验。     

试探《论语》语境恢复法

读书分两种目的,或为修身（做人）而读书,或为治学（立业）而读书,相应有两种读法：为修身而读书当重在一个“悟”字,为治学而读书则当重在一个“懂”字。《论语》在记载、誊写、编纂各个环节造成了语境缺失,使读“懂”《论语》变得很困难,要读懂《论语》就要尽可能恢复《论语》的语境。其基本做法,就是根据《论语》章中所透露的信息（诸如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来追寻某言某事得以发生的场景,以追溯其言语背景。     

中华文化教育与课程教学的有机结合——以英语专业课程为例

中华文化教育与课程教学的有机结合,是学校实施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尽管不同课程和专业有着不同的教学内容与特点,但培养具有良好综合素质人才的教育目标,是各课程教学与中华文化教育结合的共同出发点与归宿.由于学科间的差异,中华文化教育与不同课程相结合的意义不同,结合的基础也不尽相同.英语专业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使其与中华文化教育的结合具有特殊的意义;英语专业课程的文化属性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基础;观念的更新、中华文化教育在课程教学中的明确定位、教育者素养的提高等,是两者结合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