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新文化运动与回族报刊之互动关系

回族报刊的创办和发展是整个回族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回族文化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通过新文化运动的历练,回族报人较好地完成了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传播文化、促进经济的基本任务。回族报刊借各种文化运动之东风,得以遍地开花,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回族报人或亲自担任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或进行幕后策划与支持,促成了各种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他们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变革与重建当中去,梳理民族历史,传播民族知识,铸造民族心理,促进团体、刊物间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并协助解决教内事务,促成合议与共识等。二者的关系是良性的互促互进。     

论船舶所有权变动涉及第三人的几个问题

《海商法》确立了船舶所有权人的权利保护边界和第三人利益保护的规则,但在保护第三人利益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通过论述船舶所有权变动对不同的船舶担保物权人的影响,指出船舶所有权转移时间的确定与第三人利益密切相关,同时对《海商法》的修改提出建议。     

简评美国扣船制度

扣船制度是解决海事争议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我国主要用于海事请求保全,而美国的扣船制度又颇具特色,不但用于对人诉讼,还用于对物诉讼。目前规范美国扣船制度的主要是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海事诉讼补充规定和一些判例。扣船制度有利于尽早查明诉因,迫使对方的当事人及早现身提供担保以解除扣船,能有效保障海事请求人的合法权利,促进纠纷解决。     

基于正态云的船舶工业技术协同创新绩效评价

船舶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近年来,虽然中国船舶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协同创新水平也有了很大地提升,但与传统的造船强国相比,在这两个方面均有较大的差距。在构建船舶工业技术协同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正态云模型对中国典型造船厂的技术协同创新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船舶工业技术协同创新水平偏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因此,加强船企之间的技术协同创新能力是中国船舶工业不得不面对的突出问题。     

论以“西洋自行船”来确定《红楼梦》庚辰本定稿于乾隆三十五年以后

《红楼梦》庚辰本第57回里有“金西洋自行船”,第63回里有“自行船”,说的都是宝玉房里有西洋自行船模型。当时的自行船就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试制轮船成功的是美国发明家富尔顿,时在1807年(嘉庆十二年)。由于程乙本亦有“金西洋自行船”和“自行船”的叙述,而程乙本梓行的时间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早于1807年,因此,宝玉房里的自行船模型,只能仿自于最先试制的轮船。该式轮船的发明家是法国的乔弗莱,时在1769年至1782年之间。因此庚辰本定稿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四十七年之间的某年。     

十三行时期的岭南花船与世相

十三行时期的岭南花船,尤其是珠江上的花船,长久以来充满着神秘色彩。这个主题在清代的文人笔记,诗词歌赋中叙述甚多。然而,这些描述大都侧重于文学性,缺乏对花船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探讨。在广州一口通商后,十三行的行商及其商业文化对花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众多商人的活动造就了花船业的繁荣,造就了岭南花船的多种业态,展现出一幅糅合世间百态的浮世绘。     

三个船喻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启示

文章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了“提修斯之船”“纽拉特-奎因之船”“毛泽东之船”这三个隐喻的含义及其在生命文化学研究中的作用。就本体论而言,“提修斯之船”这个比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关注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文化的连续与断裂、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四个问题。就认识论而言,“纽拉特-奎因之船”这个隐喻要求在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注意文化概念的复杂性、历史性和整体性。就方法论而言,“毛泽东之船”这个隐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体的能力水平相适应。     

香港特别行政区船舶扣押制度研究

香港特区的船舶扣押制度沿袭于英国,在香港回归后继续适用。海事请求权人既可在行使船舶物权、船舶优先权或普通海事请求权的对物诉讼中申请扣船,也可在对人诉讼中申请扣船．但各自的条件有差别,与内地的相应做法也存在差异。同内地的扣船制度比较,其在申请人的负担、程序的简捷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扣船范围、司法担保功能等方面有其不足。     

论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是海事法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难题。分析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构成要件和特征,对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探讨,从立法和实践方面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小议市舶贸易管理制度的变迁

本文试图从萌芽时期的市舶制度、发展完备繁荣时期的市舶制度、走向衰落时期的市舶制度以及市舶贸易管理制度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中的作用等方面来对市舶贸易管理制度的变迁作一简要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