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雅士与盐商的超时空对话——明代士大夫与清代盐商的昆曲家班比较研究

明代士大夫有普遍蓄养昆曲家伶的风气，以苏州为盛。清代盐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的需要，也大兴昆曲家班，首推扬州。本文主要从明代士大夫昆曲家班和清代扬州盐商昆曲家班组建的目的、规模、演员的身份、待遇等方面对明代士大夫家班与清代扬州盐商家班进行比较研究，归纳总结了两者的异同点。     

越商的企业家精神透视

绍兴有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但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商人群体。改革开放以后,绍兴涌现了一大批成就事业的绍兴商人,人们称之为越商。作为浙商的一支劲旅,越商以其雄厚的实力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世人的关注。越商的成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传统的越文化所富含的商业文化基因,改革开放的制度都是促成越商崛起的重要因素,但关键的原因还是浸透着越文化精神的越商所具有的炽热的企业家精神。越商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既有企业家精神的共性,又深深地带上了越文化的印记,具有鲜明的个性。     

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

清代江南地区出版业繁盛,其最具特色的是大量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苏州、杭州等地是法律书籍出版业的中心,出版坊刻本律例全书的版本就在百种以上。商业出版的法律书籍内容更新及时,不但包括清廷颁布的律例,还囊括了诸家注释、则例和成案。江南的地方官员、幕友与书商广泛地参与法律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业出版的法律典籍在清代逐步取代了官刻本,成为官员和幕友在法律审判中的主要参考书,因而对清代法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促进了法律信息的流通。     

回族文化的根本性特征

伊斯兰教是以商业文化为特征的宗教,中国回族继承了这种特征,以至形成了以商业为根本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清真寺、市场、回回社区三者相联系的空间格局。而回商不仅善于运用社会资本,理性地处理获得的财富,而且也是文化的载体或主体之一。     

客商与同籍专业化模式:近代兰州客商的产业链条探析

专业化是客商同籍专业化模式的制度表现,而另一方面,藉由同籍专业化模式客商所构建的"客籍市场——原籍市场——区域外市场"的产业链条,则是其重要的市场特征。客商通过连接"客籍市场——原籍市场——区域外市场"三个不同级别的市场体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三个不同级别市场体系各自的优势,构建起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是同籍专业化模式长期保持稳定和高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籍专业化模式也有着诸多局限,三角形产业链的高度稳定性和低风险性,使同一籍贯的客商在兰州区域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但也规避了市场竞争,使客商在商业经营中缺乏进行改革创新的动力。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徽州民居身世源于东阳民居吗?

通过对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即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人才辈出的地理环境,与徽商同步发展的徽州建筑队伍、徽商的雄厚经济势力,以及徽州与皖南的建筑规制、模式、手法、渊源、志书文献记载,徽商活动的舞台等的分析,说明徽州民居身世不可能源于东阳。     

明清徽商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是明清徽商家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重视不仅深深植根于明清徽商及家人的思想意识中,而且在其日常行为中也有种种表现。他们之所以特别看重对家庭子弟的教育,既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推广、徽州地区社会舆论的推崇密切相关,更重要的则是与他们“亢身亢宗”的教育动机紧密相联。     

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的关系为视角

徽商作为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商帮之一,其市场伦理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学术界对当时的商业活动的了解,而且对现实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视角一文主要通过对徽商结交官府、向政府申诉、子弟入仕的三种维权方式的阐述,对这些维权活动进行分析,讨论其是否有利于市场的健康、稳定、是否有利于徽商在市场上的长远发展。维权方式是维权意识的一种体现,而维权意识则是现代市场伦理的规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