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侨日共济会”对旅日下层华工商社群的支援活动研究

以“侨日共济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成立原因、对旅日下层华工商的支援活动以及最终消亡的历史发展进程。20世纪初，中国的大批穷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赴日谋生，在日本受到来自政府和民间的种种歧视，旅日中国留学生为了改变这些华工商的困境，于1922年创办了“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由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屠杀华工事件，旅日下层华工商或遭杀害，或被遣返回国，共济会会长亦被日本军队秘密杀害，因此共济会也随之走向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英文)

近代以降,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明清以来的儒商合流现象进一步彰显,儒商群体也进一步扩大,其共同特征则是"言商仍向儒","商"、"儒"不分家。其中尤以张謇和经元善最具代表性。近代儒商有其类似的商业伦理观并构成一种新的传统:援儒入商,坚守儒家人格理想;利缘义取,求天下之公利;砥砺品行,以德经商;热心公益,以回馈社会为己任;兴学育才,矢志发展教育。近代儒商传统对当今商业道德文化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何汲取其精华来形塑新时期的商业道德和企业精神,已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     

论秦汉时期的抑商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秦汉时期，商人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商业也被称为“末业”。总的来说，商人地位是比较低下的。然而，由于各个时期封建政权的商业政策略有差异，商人的社会地位又随之不断变化。     

论清代陕西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清代以来内地商人陆续入疆行商,陕西商帮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新疆各地从事商品经营,建设会馆,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将内地的传统文化植入新疆,加强了边疆与内陆文化的融合,有力推动了陕、甘、青、宁与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混合的多元化文化特色的形成。     

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

因经营活动及其他种种措置,徽商与客籍地社会各阶层时有矛盾,有时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对立。清嘉庆年间,徽商在安徽六安州为建会馆,与当地士绅形成严重冲突,并导致一场历时近两年的诉讼,这是一个重要的徽商与经营地各阶层关系的典型案例。     

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

本文根据家谱和地方志等资料,讨论了上海著名的沙船业主王氏家族经历19世纪五代人的变化,家族代表人物由沙船主衍变为官绅和文化人,一个商人家族终至消亡的家族衍变史。王氏家族的衍变史说明,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一旦经商获利,商人就将资金转移于商业以外的领域——捐纳做官或子弟的科举教育等。种种因素决定中国的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     

明代通俗小说中慕色徽商形象的文化解读

明代通俗小说中涉及徽商贪慕女色的篇目较多,多类型慕色徽商形象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首先是徽州重商、早婚习俗的影响。过早的娶亲外出经商使青年男子对女色难以抗拒。其次是晚明纵欲之风的影响。在时代享乐风气的影响下,缺少文化修养的暴富徽商大多重金狎妓。再次是小说家的渲染与再创作。明代一些小说作者已经具有高度自觉的独立创造意识。明代小说中刻画的这些慕色徽商形象,已经明显淡化了过去小说对商人慕色行为的惩戒色彩,代之以宽容和羡慕,成为透视徽州文化和明代社会的重要窗口。     

“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诠释

采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晋商精神＂诚实守信、开拓创新、勤俭奋斗和群体性精神的基本内涵,阐述了＂晋商精神＂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表现,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继承和发扬＂晋商精神＂的价值,同时要重视和发扬传统价值的作用。     

对"徽商勾结、垄断"说的学术思考

“徽商勾结、垄断”说是一种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逻辑的说法,是对徽商名誉的侵害。迄今尚未发现有人曾对该说法提出可行性论证。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等,是该说法的学术破绽。今后仍坚持该说法的学者,则应出示自己的论证成果,以正视听。     

中国梦与粤商文化内涵新解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国人为之奋斗实现个人价值的梦。近代兴起并于改革开放大潮再次崛起的粤商在发家致富的发展壮大中,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为支撑形成了新粤商文化。中国梦和粤商文化相同的内涵集中在致富、实干、强大等方面,从而建构了中国梦与粤商文化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