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墨朴素的唯物史观

孔子和墨子分别是儒家和墨家的创始人 ,他们的历史观是相同的 ,都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色彩     

阅读理解测试的变量研究

本文通过对实验素材和结果的定量分析 ,探讨了可读性、题材、测试题型 (自变量 )与测试结果 (因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证明了 :1.不同的题材具有不同的区分能力 ;2 .不同的题型是造成分数差异的主要因素。指出 :在被试的能力范围内 ,可读性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并不如国外 36项研究所表明的那么明显。含多种题材和题型的阅读理解测试 ,更能有效地反映被试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各个层次的能力。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既是本世纪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也与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政治睿智和勇气密不可分。毛泽东、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首先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奠定了中美新型关系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直接参与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了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陈淳哲学知行论研究

知行问题是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讨论的问题涉及知行关系、致知与涵养、致知与主敬等方面。作为朱子重要门人和传人的陈淳,在知行关系上继承和发扬了朱熹“知行相须”的观点,提出了致知力行“随时更迭,交进互发”的思想,而对“知先行后”论有所修正,同时,对“行重于知”则以“以行为主,知行一事”作了新的概括和拓展。在主体修养上,陈淳把主敬仍看作是与致知力行相始终的修养的重要内容。陈淳还对凸现儒学工夫与境界的“下学上达”作出了新的探索。     

CUBA球队与CBA青年队有关训练数据分析

运用现场统计资料查询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高校与专业队篮球训练有关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论:(1)高校篮球训练从每节课:练习密度、平均心率/每10sce、移动距离总数、快速移动所占比例、周训练次数、天训练时间、平均天缺课人数、力量、身体素质训练所占周训练总时间都不及专业队。(2)高校训练在小强度———中等强度范围,这一点值得注意。(3)练习密度高校训练与专业队相差有10个百分点,从实际调查中反应高校的教练员在练习单元的转换和间歇的时间上花的时间比专业队更长。(4)CUBA目前的发展环境,以及大学本身的人文环境,有利于调动人的情绪、挖掘人的智慧。"学院派"的教练员不仅仅只出现在游泳池。(5)高校篮球训练尚有很大空间可以开拓。     

遮蔽与敞亮:"思想"道路上的小说--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中的存在意识

捷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存在意识较为强烈的小说家.昆德拉与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既在存在观念上有内在联系,又在入思方式上形成深刻差异.以塞万提斯为例,昆德拉指出了哲学家对"存在"领域的遮蔽以及小说家对敞亮"存在"的独特贡献.小说的相对性立场与怀疑论态度,使其中的"存在"成为一种对话式、开放自由的思想,不同于哲学式的思辨概念.穆齐尔所代表的小说"第三时"美学--沉思的美学,在把握存在主题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而这一沉思的传统在20世纪遭到漠视.重新发扬小说"诗性地沉思存在"的传统,正是当代小说家的重要使命之一.     

中国古代小说关于女性容貌描写的植物化比拟

自宋元以后 ,中国古代小说的女性容貌描写逐渐出现了以“花”、“柳”等植物为喻象的倾向 ,这意味着以藻饰女性容貌为快意的世俗文化心态已渗透到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女性容貌描写的植物化比拟既建立在原始的“诗性的”隐喻思维基础之上 ,又吸取了传统诗词以及戏曲以植物喻人的经验 ,创造了一种以隐喻象征为特点的诗意韵致。同时 ,中国古代小说女性容貌的“植物化”喻象的特点是“可观”、“可餐” ,是男性作者在性别错位的社会里对女性容貌所进行的满足自身欣赏欲念的误读     

“Aesthetics”的感性之维——中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比较

鲍姆嘉通在"aesthetics"一词中加入"美的思维的艺术"的含义有着特殊背景,他以"美"的名义拯救西方传统哲学所鄙视、压抑的感性.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哲学变革的深入,强调感性意义的文艺美学已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之一.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追寻一种非概念的、超理性的智慧和人生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现当代,由于美学承担了特殊任务,其感性之维经历了沉浮.     

论"以义考字"

关于考字方法,清代学者曾提出"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学说,这种方法并不过时.但是,由于疑难字在字书中保存下来的形音义信息并不平衡,加上音义信息由于传抄失误或编纂失误而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具体考释疑难字时,往往要倚重一头而兼顾其他.以字书保存的字义信息为突破口,参考字形、字音信息从事疑难字的考释,本文称作"以义考字".     

哲学创作的贫乏与哲学的"限度"

本文是对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一文的回应.把"哲学创作贫乏"作为一种现象予以评论的各类观点背后,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基础;而一种哲学观虽然在作为哲学批评之依据的时候会有其针对性,并且以此为准则的哲学创作局面也可能产生出极大的新鲜性,但在更广泛和复杂的批评对象面前,以及在将其作为哲学创作之根本立足点的时候,此种哲学观同样可能表现其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为了克服哲学创作贫乏的状况,而从哲学观上把哲学树立为一种"究极"性的学问,那也可能意味着对哲学自身品性的背离.①一文的回应.把"哲学创作贫乏"作为一种现象予以评论的各类观点背后,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基础;而一种哲学观虽然在作为哲学批评之依据的时候会有其针对性,并且以此为准则的哲学创作局面也可能产生出极大的新鲜性,但在更广泛和复杂的批评对象面前,以及在将其作为哲学创作之根本立足点的时候,此种哲学观同样可能表现其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为了克服哲学创作贫乏的状况,而从哲学观上把哲学树立为一种"究极"性的学问,那也可能意味着对哲学自身品性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