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分析中的逻辑规范

现代法治理念要求,法律人在理解与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应当谙熟一定的法律分析技能,客观理性地展示依法断案的法律分析过程。逻辑是实现法律理性的技术性手段,法律理性的实现离不开逻辑的指导和规范。法律分析中,逻辑不仅可以为法律理性的实现提供形式上的规范,而且还可以为法律理性的实现提供理性论证的平台。法律分析的理性特点要求,法律人在理解与适用法律时必须遵循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与规则,掌握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     

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及其幻想

当前关于城市“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城市治理”的话语正在取代“城市管理”,由此形成的各种对城市的认知也反映在城市的实践中,譬如,提倡提高公众参与、实施精细化治理、信仰信息技术等。通过审视城市治理主张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和空间治理假设,文章提出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主张重塑城市管理理念,以管理思想处理理性与自由的关系,理清并守住政府的职责,警惕唯市场效率,探索多元价值的平衡之道,贡献管理公共性的经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基于平均电价的在线电动汽车充电排程定价机制

考虑在一个区域内单个充电站为多辆电动汽车(充电顾客)提供充电服务的排程与定价问题.充电顾客的排程(排序)有三种可选择的机制,即从高到低将待充电顾客按下列准则进行排序:1)顾客充电的总报价;2)顾客充电的单位报价;3)顾客在当前时间点之前已充电量的价值.基于上述充电排程机制,提出了一种基于顾客已充电量的平均电价且不依赖未来充电需求的定价机制,证明了所提出的排程定价机制具有个体理性和激励兼容特性.与已有的按顾客获得的最后一单位待充电价格进行定价的方法相比,研究发现:在第1)或第2)种排程机制下,所提出的定价机制顾客充电最终支付价格的期望相同,但方差减小;在第3)种排程机制下,所提出的定价机制顾客最终支付价格的期望和方差均减小.算例结果展示了所提出定价机制在减小充电顾客最终支付价格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与效果.     

帕菲特道德哲学之基石：理由与合理性

帕菲特的道德哲学是在规范并分析“理由”和“合理性”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其理论“大厦”是在“理由”和“合理性”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帕菲特认为,人是宇宙唯一的能够回应理由的理性存在。我们应该接受某些基于价值的、客观的理论,行为的理由从那些给予我们理由去拥有欲望或目标的事实中获取力量。实践合理性与认识论的合理性的关键区分,在于对实践理由的自发回应和对认识论的理由的非自发回应。     

陈柱散文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及文学史价值

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陈柱,一生著述甚丰。他的散文研究述及中国散文史、散文分类、散文创作论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散文理论体系。出于矫治时弊的意图,陈柱以“学术”内质和“文学”外式的体用关系构建了散文理论的基石;以此为基础,他尝试以“文言”和“质言”划分散文体类,探索归纳出中国散文的内部类型;与他的散文理论相呼应,陈柱将六经视为后世文学的源头,提出“体尊质衰”的散文史观。他将后世散文之弊归因于“尊体”的结果,主张以先秦文学为散文范本。陈柱以融汇经史子集的广阔视野来审视中国散文的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了后来的中国散文研究和散文史书写。     

新闻商品化中的合理性分析

新闻商品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商品化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传媒二次销售揭示了新闻商品化的复杂过程;新闻生产交换环节中体现了商品化;新闻商品化实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新闻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新闻商品化可以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     

“性贿赂”入罪的法理支持

目前刑法将贪污贿赂罪局限在收受财物的范围内,易导致“性贿赂”这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逃脱刑罚的制裁。从法理学的视角,从“性贿赂”入罪的应然性、道德合理性、立法渊源的层面,来论证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探究——有限理性政府试错式改革与满意实现

实现改革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平稳和发展即满意,需要政府的合理抉择;而政府的有限理性则决定了合理的政府抉择必须是一个基于解决问题,采取合适试错方式的改革过程。解决问题要求政府通过信息分析,准确诊断社会状况,提出事前能为社会接受的改革方案。合适试错式改革要求有限理性政府通过试错式改革平衡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动态要求,掌握改革主导权。就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而言,由于政府在试错式改革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了发展、改革和稳定三位一体的执政理念,时刻注意自己的抉择与经济社会的协调,从而能比较满意地实现改革目标。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