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层次的迈进——企业相对社会责任的实现

相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实现,对企业自身和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缺乏机制的制约和策略的应用,其实现是困难的。正确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促使更多企业从履行绝对社会责任,上升到追求更高层次社会责任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外在环境的保障,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注意策略选择。     

发展政府与政府的科学发展

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各个领域都面临一个科学发展的问题。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在推进科学发展上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自身必须首先科学发展。政府的科学发展必然包括政府自身的发展和面向社会治理能力的发展。果有善治则必有善政，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政府，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政府学，借鉴全球发展政府的理论成果，研究中国政府发展的规律，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改革和全面履行科学发展观职能提供理论及实践指导。     

德国证据禁止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近代以来，国内学者一直探讨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讨论我国是否应该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近代的联邦德国，也有证据排除理论，名为“证据禁止”理论，它与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相比，更加注重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探讨联邦德国禁止使用的证据是否有“远距离的影响”，即德国的“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其证明力，以期找到该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秀”之“高出、特出”义补说

王东在《<水经注>词语拾零》中指出“秀”有“高出、特出”义。通过全面查检《汉语大词典》以及详细分析《汉语大词典》中所有含“秀”的词条,笔者发现其中有部分含“秀”的词条忽视了“秀”有“高出、特出”义,释义未确,旨在纠正其错误。     

市场竞争条件下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困境与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并逐步趋于完善。经济体制的转变带来了成人高等教育活动的变革。市场竞争条件下成人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竞争性、合作性、品牌化、多样性和适应性等特征。然而，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却存在着地位不明、竞争力弱、质量偏低、单一化、趋同化等问题。我们只有对成人高等教育进行系统改革，才能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成人高等教育体系。     

戏剧中的叙述者

新时期以来,有学者对戏剧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研究,其方法论借鉴于叙述学。叙述学是通过对小说的分析而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戏剧的叙述形式时,直接套用叙述学的相关理论是不恰当的,其应用时需要经过一定的转换。在小说文体中,存在两类最重要的叙述者类型: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其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只存在于直接引语中,此时的全知叙述者沉默或者隐蔽,将叙述者的功能转让给了他(她)。同样的,在戏剧文体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可以对应于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第二文本的叙述者作为戏剧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叙述戏剧人物的外貌或心理状态等情况。在大部分戏剧文本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沉默的,而戏剧中的人物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     

从“知识考古”到“美学解救”——论现代“人”的福柯式解构

笛卡尔以来，主体问题始终是现代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但是，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开始，主体已经声名狼藉，主体哲学的范式被视为陈腐过时了，传统的主体之争已经没有意义，无论语言是第一位，或者自我意识的个体优先，这两个范式中的任何一个都凸现和遮蔽着什么，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或者寻找一种介于这两种范式之间的思路倒是可能的，如米歇尔福柯之路。     

2002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年度综述

2002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特别是对当下儿童文学热点、焦点问题的深刻关注,2002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热点、焦点问题大致在以下数端:关于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关于低龄化写作;关于儿童文学的推广;关于科幻文学;关于成长小说等。对当下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批评及文体建设也是这一年关注较多的内容。     

论我国法院调解的促进和规范

随着经济的发展 ,法制的完善以及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 ,法院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独特的优点 ,在司法实践中 ,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时代赋予法院调解新的价值的同时 ,也使其原有的法律规定弊端凸现。本文拟从法院调解三原则的地位分析中寻找促进和规范法院调解的途径 ,并运用新证据规则加以落实。     

Effects of Marriage and Children on Financial Risk Tolerance: A Synthesis of Family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Theory

Family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theory were used as a framework to predict variability in individuals' subjective financial risk tolerance within distinct family structures. Gender, age, and income were expected to interact with the main effects of family structure (marital status and children). Theory-generated hypotheses were examined in Study 1 (data from university housing respondents, n = 76) and Study 2 (the 1998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n = 4,305). One family structure main effect (child presence) was significant for investment risk tolerance in both studies. Family structure interactions (marital status × age and child × income) were significant for employment risk (Study 1), and child × age was significant for investment risk in Study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