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部门本位回归到基本理性——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思考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是个伪问题,其本质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时由谁来监督;检察官不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不应当有对强制措施的批准权;检察官不应当以居高临下的“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审判程序,而是应当通过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监督审判程序。目前主张维持检察机关职权现状的学者,有严重的部门本位主义,检察权改革应当摒弃部门本位主义。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

历代书院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其版本价值较高,历来倍受文士学者重视。清代两湖地区的书院兴盛且日益官学化,书院刻书业比较发达,留下大量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五个方面。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水平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时间序列和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水平之间的发展关系.首先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值与其就业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继而从产值与就业两个角度定量分析了第一、二、三次产业各自对总就业水平的贡献,得出结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劳动力就业的决定因素,而第二产业不是就业的决定因素;从产值角度来看,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就业的贡献最大,从就业角度来看,第一产业的就业对总体就业水平的贡献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就业对总体就业水平的贡献最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     

现阶段农村初中新课程实施情况调查

通过对100多位农村初中校长就新课程培训、对新课改的认识、教学行为的改变、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评价和考试改革等方面进行的调查,发现课程改革给农村初中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也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而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谁开创了贝叶斯学派？——对拉普拉斯1774年一篇文章的回顾

1764年,贝叶斯的遗作《机遇理论中一个问题的解》，是当今统计学界贝叶斯学派的开山之作，然而直到20世纪，贝叶斯的文章却并未对后世贝叶斯学派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真正促使贝叶斯的思想在科学界得到广泛传播的关键人物是大科学家拉普拉斯。1774年，拉普拉斯发表的关于贝叶斯理论的里程碑式的文章，使现代读者充分认识到拉普拉斯对贝叶斯学派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并从拉普拉斯的思想中获得了有益的新知。     

中美公务员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1883年《彭德尔顿法》颁布后,美国文官制度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与此同时,官僚政治和官僚主义也开始增长和泛滥,目前,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任务不再是完善官僚制度,而是要消除官僚制度的弊端。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立的时间短,各项法律和措施运行得不系统、不完善,所以,中国的文官制度仍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继续改革、完善和发展,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翻译文学与原有文学的互动性与一体化过程

虽然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却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翻译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如何对翻译作品进行定位、如何看待翻译文学与原有文学(包括源语文学和宿语文学)的关系已成为当今文学界,尤其是比较文学界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本文联系翻译的过程尝试分析译作的实质,再进而探讨翻译文学与原有文学的互动性与一体化,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翻译文学的特征、功用以及世界文学的走向。     

胡仔生平新考

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的一部重要诗话总集。该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献方面，其间也有胡仔自己精到的品诗论人之语，惜前人对此罕有论及。欲探求胡仔的诗学观点，必先对其本人做以清楚的了解。然《宋史》未为其立传，学界的间或之论亦凌乱和残缺。文章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并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对胡仔的生平做了较为完整清晰的勾勒，从而为胡仔的诗学批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褒崇”牌坊后的生命叹息——梁焯研究

梁焯是明代成化至嘉靖时期佛山人，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作为南海士大夫集团成员之一。对佛山的宗族、政治和经济影响较为深远。他始终追随王阳明．崇尚理学．有不少佛山弟子。在思想史方面，梁焯对佛山的影响不可小觑。但梁焯研究进展缓慢．而且还存在不少误区。笔者希望通过家谱族谱和各种相关史料整理、考证、分析和研究．使人们能够加深对这位佛山著名历史人物的了解。梁焯的从政经历．特别是他在理学上的见解，文献资料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需要更多的人去发掘研究。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