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业生产交易方式的交易费用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建筑市场上企业恶性竞争、效益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业利润率偏低,其实都与建筑业的生产交易方式有关,然而相关研究对此阐述却很少。传统的建筑业交易方式导致了非常高的交易成本,占用了社会资源却没有使其达到最优使用价值。以一体化的方式组建集团型的大型建筑企业,集设计、采购、施工、管理等多项职能于一体,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因此“交钥匙”、“设计———施工”等工程总承包方式是我国建筑业生产交易方式的进步同时也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行业协会—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如果考虑到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费用和信息的问题,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部门都将面临交易成本,委托代理和集体行动的困境,现实表明行业协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指出行业协会有助于财产权利的实施和监督,并能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协会会员企业之间的冲突和提供人员培训,上述功能的实施则与选择性激励,会员密度,会员之间的协调机制和职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有关。     

对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问题的探析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呈发展趋势,且存在着利用关联交易恶意操纵利润的情况,对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带来了损害.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不当关联交易的现状、特点、造成的损害和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规范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应采取的措施.     

专业化分工和科技进步对交易费用的影响

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专业化分工和科技进步是一种制度安排或制度创新。以交易费用理论来看,制度安排或制度创新都是为了实现交易费用的最小化。通过分析专业化分工、科技进步对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或成因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论述专业化分工和科技进步对交易费用的影响。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动的障碍:内生机制不完备

当前基本上已经从政策上解决了土地使用权流动的障碍 ,但是土地并没有按照政策预期流动 ,反而土地抛荒越来越多。其主要原因就是土地使用权流动的内生机制不完备 ,土地流动的财产制度、土地使用权的价格体系、土地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等方面存在着缺陷 ,这就需要完善土地使用权流动的内生机制。     

改革过程中的企业集团化特征

本文研究了我国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集团化的特征,指出中国企业集团化的重要原因是改革过程中计划协调与市场协调之间“空档”。80年代中后期因产品市场交易的高成本产生集团化效益;90年代初中期则因生产要素等高层次市场交易的高成本产生集团化效益。“空档”替代的特征使行政推动集团化具有必然性。文章最后提出了现阶段行政推动集团化的几点建议。     

制度变迁的经济原因与困难 ———使鹿鄂温克族裔文明兴衰的启示

一种文化的衰落背后,往往隐藏着现实的经济力量。使鹿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并不主要是因为生态移民政策的失误,也并不是由于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足所致,而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使得传统生产方式和相应的制度不再能适应人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被放弃。资源的日益稀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人们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产权规则。但规则的改变,可能使得原来的强者成为弱者,成为变革的牺牲者或反对者。如何对不同主体的利益给予合理照顾和协调,是制度变革成功的关键。     

需求分布规律变化情况下的报童订货策略

在需求分布规律变化情况下,报童在进行订货决策时会因为错误判断需求分布规律而导致期望库存成本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集成传统历史需求信息和非传统需求信息以正确地认知需求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决策订货量。假设需求服从均值不同、方差相同的两种类型的正态分布,每一种正态分布的概率已知。利用信号检测理论构建基于历史需求信息与需求分布概率的报童最优订货策略,并与只基于需求分布概率的直觉规则订货策略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只要排除需求分布概率很大或很小两种极端情况,最优订货策略比直觉规则订货策略在控制期望库存成本方面的作用更明显,即利用历史需求信息可以有效修正报童对实际需求分布的检测结果,从而提高实际订货决策的准确性。研究结果对传统历史需求信息和非传统需求信息的集成以及需求信息交换等有一定的管理学启示和应用价值。     

解析与重构：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我国《商标法》依据注册与否,分别为注册和未注册驰名商标提供不同的法律保护,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未注册驰名商标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良好的商业信誉与广为知晓的知名度是所有驰名商标获得特殊保护的根本与基础。因此,我国《商标法》应改变目前以注册决定保护程度的做法,为未注册驰名商标实行跨类保护,赋予商标权和提供多种民事法律救济。     

“反公地悲剧”视域下的大数据交易法律规制

“互联网+”行动时代的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行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政府管制和产权确权问题无形中增加了资源稀缺的负担,资源整合和共享对大数据的交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优质资源配置无效,因此,大数据的安全交易行为需要破解和限制“反公地悲剧”的困境.为了使信息网络资源能够安全合理地被有效利用,实现治理层面的共识,据此,探讨我国大数据交易行为在“反公地悲剧”下引发的一系列根基,并给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