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体时代的国外游戏文化研究述评

游戏和关于游戏文化的研究传统深厚。数字媒体技术促进了网络游戏的蓬勃发展,国外关于数字媒体时代的游戏研究已成为专门的研究门类,产生了一大批游戏学家。国外的游戏文化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以内容和叙事分析的研究方法探析游戏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以理论辨析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理性勾勒现实生活游戏化的若干情况,以调查访谈的研究方法分析游戏玩家的身份认同。借鉴国外游戏学成果,植根中国网络游戏领域,中国的游戏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英译为例

借助Pragglejaz团队的“隐喻识别程序”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隐喻进行分类描述,从认知关联视角切入对各类隐喻翻译进行案例分析。为实现白皮书类外宣文本国际传播的最佳社会效益,最大语境效果、共同的语境假设以及交际传播的目的是译者在实现隐喻跨语际转换时的重要考量准则。     

论帝国的兴衰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帝国政治中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崩溃,帝国研究也被严重忽视。21世纪帝国研究再度受到关注,这既有弥补帝国研究不足的学术动因,但更有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探索新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动因。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强大帝国,例如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等。这些帝国持续的时间,长久者多达千年之上,短命者则只有区区十几年。帝国的产生和兴亡既要遵循一般的普遍规律,也有其各自具体的特殊原因。从普遍规律看,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综合国力、政治制度、战略决策、领袖品性、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等,都是影响帝国命运的重要因素。     

翻译中心智距离存在的客观性

翻译难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难的原因有多种,涉及许多内在和外在诸因素,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因是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心智距离”,即译者在语际传译过程中,受自身诸种内在因素的制约,不可能真正地深入到原作者的内心中去,与原作者同思维、共呼吸,与原作者的意旨彻底复合。当代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理论为这一现象作了很好的佐证。     

多重网络中的词学研究

近20年来,词学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词学研究应在多重网络中展开。首先,词学是专门之学,但研究者仍需建构开放的知识网络。词乐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仍处于相对低潮。这与研究者受限于音乐知识,无法有效介入有关。词谱、词律等专门之学亦是如此。其次,可以尝试词学研究的时空延展,打造通观的“全息网络”,通过长时段的、大量的文本分析发现新话题。同时,注意域外汉籍,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新文献,启发新视角,丰富文本网络。最后,要注意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向,要建设词学检索库,善用新技术,更新研究理念,以便及时因应。但数字人文终究只是辅助研究手段,技术取代不了阅读与思考,只有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词汇研究新趋势与英汉词汇对比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经过10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现代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词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适应词汇研究的新趋势,现代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应突破传统的窠臼,找准确有可比性的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显示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现代语义学和数理语言学的特色。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西方文论研究与翻译视野

近期,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出现反思趋势,西方文论本身也成为反思对象之一。反思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文论的一些误读,原因之一在于部分研究者可能忽略了自身研究奠基于译文之上的事实,将译文直接等同于原文,因而也可以说是翻译视野的缺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味着基于译本进行的文论研究须与译本拉开一定的距离。翻译视野又包括转换意识、语境意识、差异意识三重内涵。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语境意识是指意识到西方文论扎根的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及理论家的认知形态;差异意识是指对原作与译作所处时空差异的意识。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去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讨其在译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论译介热持续上升的今天,真正深入地理解与反思西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批评

通过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所用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理论实质的分析,批评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性为实现政治目的对翻译的利用。女性主义者认为翻译和女性的境遇一致,而将翻译和女性主义联系起来,采用增补、劫持以及添加前言和脚注的翻译策略以及发明女性语言文字的方式反抗男性话语,妄图彰显和提高女性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了忠实对等。其对语言的文字改革,也将使语言陷入混乱。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越位的翻译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