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地方自治的施行

本文探讨了 2 0世纪 4 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的基层社会控制及民主的实际状况 ,指出四川省在当时所推行的基层地方自治仍未摆脱受行政控制的从属地位 ,行政工作先于、多于自治工作 ,“民意机构”非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多反映地方有力者的意志 ,它在解决民众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以及“吏治腐败”等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国民政府在基层所实行的“以官治求自治”的所谓地方自治政策 ,非但未能发展地方事业 ,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基础     

从学生的视角看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化成长已是当今世界教师教育的主潮流,是各国教育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生的视角对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就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容和策略进行理论探讨,是农村教育发展研究的一个课题。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问题探讨——以苏北H镇为例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运转存在着严重的经费匮乏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有关,与村级组织的管理体制有关,与农村税费改革制度有关,也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有关。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可以从深化并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制度、发展村级经济、严格规范各项收支、合理划分镇村事权、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投入等方面做出努力,缓解和改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匮乏问题。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论”中,曾有人提出苏联和中国是“跨越论”的例证。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从乡绅到中农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论者认为,乡土社会即使有过士绅,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他们也消失殆尽。 但是一些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缺陷是被去领土化视角下的政治观念史所左右。 在此前提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 本文与上述研究的路径不同,以地势民族志方式,研究乡村领导和社会秩序。 基于最近 60 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试图勾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 21 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 论文将探索在 60 余年间,国家通过政治 / 组织路线,对血缘 / 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重新编织的基础上,自然村 / 村民小组及其领导人对于基层政治生活和社区维系的重要性。     

“未预结局”：一个壮族社区社神信仰的断裂与重拾

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处于乡村社会之中的民间信仰体系经历着两次较大规模的由断到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状态，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众宗教生活史。该研究集中对此两次“未预结局”现象进行讨论，通过其在一个壮族社区生活场景中的具体呈现，以展示出前后两次断裂与重拾的实际状况，尽力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与当地人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自治·历史·制度与权威——读《制度空间与基层权威生成》

《制度空间与基层权威生成》一书是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核心问题的一次检阅,其对自治的思索、历史的梳理、制度的考量、权威的评判都是深入而细腻的,其间虽有理论追索的困惑与纠结,但是其对制度影响下的权威的现实勾勒依然因为真实而生动。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