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村并居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价值选择

合村并居涉及集体土地的征用、土地整理、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管理及农地承包经营等各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中国农村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集体财产权制度的重大变革。打破传统法经济学效率唯一论,运用效率与公平两大价值目标对该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合村并居的不同发展阶段,必须为集体所有权制度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即寻找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点,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城中村、城边村的改造必须强调土地征用的合理补偿,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强村、大企业主导的村庄兼并必须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相结合,使各方集体资产得到平等对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的村庄联合须以最小的公平损失换取最大的效率为原则,提高社区集体资产整体运作效率优先,兼顾社区公共资源的均等分配。     

唐西州里正铨拟、上直与县吏分片管理制度①

唐朝立国不久,就废止了乡正长,里正长成为地方基层管理的重要力役。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唐朝铨拟里正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为了保证政令及时传达、对乡村事务及时了解和处理,唐代实行了里正上直及县吏分片管理制度。     

江苏省大学生“村官”差别化培养模式研究

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差别化培养,是大学生村官战略多元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是促进大学生村官多元成长、解决大学生村官出路问题的必然选择。差别化培养包括纵向上的分层培养、横向上的分类培养和时序上的分段培养。差别化培养是一个过程,建立大学生村官差别化的培养体系,需要贯穿选聘、培训、考核、成长等多个环节,需要在宏观管理层面,加强统筹规划,实行管理重心下移,建立有差别的弹性政策,营造良好氛围。     

和谐视角的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

当下村民自治因较多依赖国家供给,忽视了农村内生秩序,从而产生诸多困境。为走出困境,应“唤醒”农村自治元素,整合农村自治资源。推动农村内生机制的构建,并以此重构农村内生秩序。农村社区建设是一条可承载建构农村内生秩序的路径。它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方面旨在培育国家制度供给在农村实施的土壤,另一方面则契合了村民自治由内向外、外力辅助的发展规律,可为村民自治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顺应上述思路,农村社区建设须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由组织农民向农民自我组织转变,二是要重新认识基层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定位及村民自治组织基本职能的转变。如此,才能走出传统国家供给的误区,与村民自治协调共进。     

高校落实专业设置自主权的现状与问题——基于湖南省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我国高校在落实专业设置自主权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影响到办学水平的持续提升。为更好地落实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政府部门应进一步转变管理大学的方式,加强专业评估与信息公开等制度建设,引导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从整体上推进高校办学自主权。     

视听说背景下师生自主联动的模式构建

自主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话题。自主的培养既要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和适宜的外部环境,还需要师生角色的转换和权力的再分配。对此,笔者提出了视听说背景下”制定学习大纲＋课后拓展＋合作学习＋课上展示”的自主学习模式。在此模式下,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促进者和学习建议的提供者。     

城中村社区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以天津市S社区为例

在农村现有治理制度框架下,普通村民处于社区权力结构的最底层,虽然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程度等,较实施村委会选举之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总体程度和水平远远不够,普通村民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了解当前城中村社区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现状,并对其潜在的政治能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有效调动普通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规范城市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的政治生活,提高我国农村群众的政治参与水平与程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我国农村城镇化现状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村城镇化的速度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不仅城镇数量有了极大增加,城镇人口也在较快增长。然而,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农村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也将面临一些障碍。针对这些实际问题和即将面临的障碍,提出相关的对策,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城镇化的持续发展。     

浅论提单的合同性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提单是被广泛使用的单据,其便利和快捷使其能极大的促进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由于其得以发挥作用的价值所在乃法律所赋予它的功能,而确定提单关系的法律性质则是使其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然对此,目前学界尚存争议。笔者认为,无论从形式意义上还是实质意义上提单都彰显了一种意思自治的契约关系,故其应为一种合同。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