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老小区居民自治及其小区组织化——对X小区安全自治实践及其社区治理基础的思考

小区是社区的基础,小区组织化是小区自治的基础,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基础。小区组织化与社区组织化存在着差异。X小区十年间三次引进物业管理公司开展市场化运作,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获得了成功。考察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经验都在于小区组织体系是否完善及运行状况是否良好。通过组织化,把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纳入组织体系,在组织化过程中让居民接受社区建设教育,逐步形成社区建设的新文化、新传统,才是社区建设的通途。实践和研究发现：小区组织力量是发现、培育和积累的过程,小区组织化需要相应的社区治理理念建设,小区组织化是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过程和结果,小区组织化发展要抓住时机和注重策略。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

富人治村在目前已是普遍现象,可以分为经营致富型、资源垄断型、项目分肥型、回馈家乡型等四种类型。前三种类型具有典型性,有着不同的具体机制。经营致富型富人治村隐含政治排斥,富人通过塑造“不用家财补贴集体就没有参政资格”的政治氛围,使普通村民丧失被选举为村干部的机会;资源垄断型富人治村依赖派性结盟,富人通过与“混混”势力联合,垄断村庄公共事务,以暴力威胁使村民噤声;项目分肥型富人治村导致精英俘获,富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项目投入,从而获得村庄公共事务的支配权,使村民被动或主动地远离村务。不同类型的富人治村都产生了负面效果,削弱了村级民主,破坏了民主的外部环境,因此需要反思相关政策措施和话语。     

治理视角下“一村一品”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高陵县的调查

随着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对农村进行治理。以"一村一品"政策为政策样本,通过比对治理、政策执行的相关理论,选取了影响该政策执行的15个因素构建成测量政策执行效果的指标体系。在高陵县进行实地调研获得相关数据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重构,运用因子回归法得出各因素对"一村一品"政策执行效果产生影响的回归方程,以此确定各因素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力大小,并结合访谈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The Practi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Disputes in China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林权纠纷现象表明,仿效耕地承包制的明晰产权改革设计与村庄社区沿袭至今的非正式产权制度无法完全兼容,由此凸显的问题是：关于集体产权实践的既有理论已不足以对集体林权实践中展现出的产权博弈现象作出充分有效的解释。既有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也不利于林权纠纷调处及林地的可持续经营利用。为此,有必要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农村产权制度分析框架——村庄社区产权,以凸显村庄社区在产权实践中所具有的主体能动性,整合村庄变迁中积累传承的社区产权价值观。引入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中形成的合理机制,或许能够进一步完善和促进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革,进而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论杏花村意象的文化内涵

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与村意象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出现于晚唐。现存许浑、杜牧、温庭筠、薛能的四首诗不约而同地创设了杏花村文学意象,其中只有杜牧《清明》诗与酒家义项相关。明中叶之后,贵池杏花村被认定为杜牧当年吟咏《清明》诗的地方,从此,贵池杏花村与杜牧、《清明》诗的关系确定,地方风物也日渐丰富起来。康熙二十四年,贵池邑人郎遂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书收录。民国四年,贵池人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三卷。杏花村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不断地被保护开发。杏花村意象包含四种文化形态,即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和村游文化。     

民族优惠政策的法理依据探析

民族优惠政策之所以被制定与实施,并不是简单地给予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而是本身就具有证成其正当性的法理依据,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政治哲学中的公平正义理论和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理论。正当性的证成有助于理性回应质疑和否定民族优惠政策的观点,但这并不等于民族优惠政策可以一成不变了。实践中,应不断完善创新民族优惠政策,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对一段乡村历史的分层解读

本文采用底层史观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去集体化进程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通过对江淮地区某村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字档案材料的并置后发现,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讲述存在不同层次的叙述文本。乡村共同体的隐藏文本揭示了集体化末期基层村庄的行动能力仍然是权宜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外部局势的变化。然而在上层精英的叙述中,群众及其需要却被赋予附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历史的叙述方式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密切相关。     

村民自治视域下的道德自治

农村推行的村民自治,应包含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即政治自治、经济自治、文化自治、道德自治等。道德自治是农村村民自治的基础和前提。德治作为一种治国的理念,分道德他治和道德自治两种模式。目前,我国的德治还处在道德他治阶段,真正的道德自治还未实现。在村民道德自治实现以前,中国农村很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自治模式。村民道德自治的前提是道德主体意识的确立,其关键是公共精神的弘扬。     

侗族村寨火灾及防火保护的生态人类学思考

现代消防理念、消防措施与侗族村寨文化传统存在诸多冲突,大聚落、纯木屋的火灾隐患被放大,导致侗寨重大火灾持续不断。防火保护的关键在于重新调适侗族文化与生态变化的关系,在传承传统和确保消防安全之间找到平衡节点。     

The Public Sector’s Use of Agencies: A Dynamic Rather than Static Scene

It is an occupational hazard i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that we tend to view them as static arrangements, as though what is observed and reported today tells us all we need to know about them. But organizations are dynamic rather than static phenomena, being constantly affected by adjustments to meet the effects of fading past arrangements or approaching new arrangements. Simple “snapshots” taken at a particular moment in history are never likely to reveal all the relevant nuances. This article comments on this problem as it affects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often described loosely as “agencies”, by (a) drawing attention to some relev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political science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literature, and (b) giving some examples of changes in the style of agency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ver the years, mostly drawn from the Australian public s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