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进路与法制度建构

民族村寨文化是新一类文化遗产,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观大致可以归结为国家本位、集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三种情形,法本位溯源中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显露出前立法阶段难以自洽的三大困局。以法本位进路考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权利位阶问题、法律定位问题,指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权混合属性及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最后基于集体本位的思维基点,呈现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的法制度建构。     

生态适应与瓯骆族裔安居之道

瓯骆族裔聚居区山岭连绵,沟壑纵横,雨水丰沛,林木茂盛,由此决定了瓯骆族裔的家居环境必须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瓯骆族群大多依山傍水择地而居,木结构的房屋、鼓楼、桥梁成为典型的建筑样式。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的瓯骆族裔村镇社区呈现悲喜交织的多元化发展态势,重新建构瓯骆族裔村镇家居文化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母题视野中的精怪故事——以鄂西北伍家沟村故事为例

精怪观念与精怪故事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它根脉悠远,延绵流长,而今依然为民众所乐道和盛传,而且更加异彩纷呈。着眼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连的精怪故事,笔者运用民间故事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以母题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地方文化传统,对其进行解析和探讨。     

我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的精英能动性及其局限

农村精英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表现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影响。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必须重现农村精英的能动性,同时必须警惕其局限性,具体可通过改革体制、提高精英素质等措施,发挥农村精英在转型期的巨大作用。     

民族地区婚姻法变通的法理思考

《婚姻法》是我国所有法律中最早规定可以变通或补充规定的,也是被变通或补充规定最多的一部法律,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本文从哲理、法理、宪法和法律等方面阐述了变通的合理与合法性,论证了婚姻法变通或补充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乡土性与现代性——关于城中村居民价值观市民化的思考

城中村的改造归根结底应是"人"的改变,最终要实现城中村居民价值观市民化。城中村居民价值观市民化中的"市民"诉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成为"现实的市民",享有和当前所有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资格、待遇和权利;二是成为"理想的市民",即成为完全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体现现代城市文明的"现代市民"。城中村居民价值观市民化的实质是:实现城中村居民价值观由"乡土性"到"现代性"的"市民化"塑造,它体现的是主体的高度文化自觉。     

村级党组织与新农村建设

村党组织是农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能否充分发挥村党组织核心作用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但是,目前一些村级党组织存在诸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村党组织必须在组织建设、党员队伍、核心作用三个方面下功夫,确保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昆明城中村改造后“村民”就业培训思考

昆明的城中村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承担了廉租房的重任,降低了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但也给昆明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改造城中村是昆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政府应重视城中村改造后“村民”的就业培训。对村民的就业培训要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就业为宗旨,要注重培训内容的区分和质量的保证;也要采用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