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批评中的角色转换与内心冲突

民国时代,茅盾一直处在主流之外,其文学批评体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精神。随着自我改造运动的深入及身份的改变,茅盾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灵痛苦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文学与政治立场的代言人。其角色的转换过程,伴随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说,表现了茅盾在政治要求与文学规律之间难以两全的尴尬处境,以及与之伴生的心灵冲突。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研究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学术体系、派别和个人之间进行,涉及学术研究者的立场、方法和成就诸层面,已经铸成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概念,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宗、通儒、俗儒和耆儒。一般儒生较为推崇儒宗、通儒,通儒比较轻视俗儒、浅儒,朝廷除任用一批名儒或大儒外,也很敬重宿儒、耆儒。这一学术主体评论的基本倾向,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影响着汉代学术的发展。     

表现世俗内容的《僮约》与作为宫廷作家的王褒

《僮约》及《责髯奴辞》是汉代赋家王褒入仕之前的作品,在艺术上颇有成就,表现出作者世俗化和诙谐性的创作兴趣。入仕之后,王褒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与此迥异,这与当时宫廷的政治需要和审美趣味有关。     

从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之三)——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全面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     

苏雪林文学批评之比较方法的运用

在苏雪林的文学批评中，比较手法的运用是极为显著且常见的。中国古典文学深厚的积淀，西方文学文化的深刻熏陶，使其比较之法不仅仅涉及到同时期、同流派作家之间的平行比较，更有以古典文学为借鉴的古今比较，及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中西比较。这种多层次、多方面的比较，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苏雪林的评论中处于一个广阔而又立体的环境中，这一方面突显了苏雪林的敏锐观察力，同时也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中西纵横交错中的独特魅力。     

空间批评视角下的《生日》

从空间批评视角看,文本中的空间不再是静止的＂容器＂,而是一种蕴含多维文化信息的指涉系统,注重文本中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在美国华裔作家雷祖威的短篇小说《生日》中,与华裔青年华莱士·王的爱情故事相关的几个空间场景不仅再现了华裔的现实生活世界,更充分展示了他们居于社会边缘的处境与内心疏离的痛苦。     

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袁枚批评

章学诚对袁枚《随园诗话》有专论文章,态度激烈,语言犀利,研究专家多斥章学诚为卫道。本文对章批《随园诗话》进行了简略的考察,认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对袁枚的批评可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不是所谓简单的"卫道"也不是空言无依,网人入罪,而是袁枚在《随园诗话》及其著作和个人行为的具体揭示,也是章学诚文学观念的具体展现和"文不空言"的有为之言。     

“密切联系群众”的本质与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角看

密切联系群众是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优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善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是我们深入研究和实践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重要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党的政策与群众需求相一致、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相协调、党的理论引导与群众的自觉意识相和谐、党的实践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而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具有重要启示。     

“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意义

“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表现在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学批评理论思维方式这两个方面；是对这两个方面可能存在的“中心论”与“二元论”的超越!只有不预设中心，才能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学批评对象；只有将线性的、孤立的、有序的思维拓展到整体论的、复杂性的思维，文学批评才可能具有创新意味。     

坚持唯物史观反对虚无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利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契机,以“批判”和“反思”为名,把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视为一系列“左”倾错误的叠加及延续,并影响和吸引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认同虚无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些结论,甚至对之产生共鸣。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虽然已经遭到过批驳,但近年来重新抬头,其实质是对共产党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合理性提出质疑和挑战。所以,必须对这种思潮的本质加以揭露和批判,而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就是切实地坚持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