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开脂批看可卿

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首先是要尊重曹雪芹和《红楼梦》,尊重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最后修改。脂批扰乱了人们对可卿的正确解读,研究秦可卿必须绕过脂批。秦可卿不是病死,而是非正常死亡。不能说作者写的秦可卿是个败笔,她的形象在《红楼梦》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文学批评史”称谓的多重指涉及相互关系

“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称谓,表面上约定俗成,其实客观上存在着多重指向。从历史发展与研究现状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它起码应该指涉三个层面学科门类,研究方向,研究对象;三者之间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也有历史形态的研究对象与科学形态的著述方式之分。该文试图对整个学科进行本体意义上的系统观照,并为本学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廓清思路,提供一个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     

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

"诗无达诂"是古代文论中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命题.中国古代文论不仅高扬 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力,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     

文学意象的文化积淀与创造──兼评神话-原型批评

文学意象的创造不是孤立的,它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本文以“太阳”意象为例,分析了文学意象的蕴涵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在创新过程中的转变,并从接受美学角度指出,读者的文化修养是影响文学意象理解的重要因素。     

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

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不仅扩大和深化了表现领域，获得了批判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持和精神资源，而且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注重情节演绎的叙述模式，拓宽和丰富了历史小说的写作途径与探索空间，实现了历史小说在文体和审美形态上的创新与多样化。     

现行证据法定形式批判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法定形式存在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的证据法定形式进行批判,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终点与起点——评《浮出历史地表》

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当时妇女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这部以女性主义视角和立场写作的文学史著作,以其新颖的思考方式、深刻的洞见对现代女性写作和八十年代之后的女性研究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见解。     

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批评'现象及反思

源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开启了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视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给日趋程式化和成见化的文学研究以极大启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关键词批评”在批评实践层面有了不少新变与推进：　不再仅以对关键词的词源学追溯为批评中心,而是以关键词在批评实践中的衍生为考察重心,以期有益于文学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表现出注重紧密联系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趋向;编撰体例有所突破,文论性得以进一步彰显。这些都昭示了“关键词批评”发展的新路向,也显现了其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勃然生机和研究实绩。我们在充分认识“关键词批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避免政治视角从“一维”成为“唯一”,谨防关键词的霸权化和快餐化。     

视界与视点: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

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是整个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全面危机的思想文化呈现。其批判的视界是:悲剧意识体验、文化形态史论、"新马克思主义"路径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其批判的视点却是: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社会功能批判、政治权力批判等。面对"现代化"和传统文化"整体性转型"双重境遇,中国"文化现代化"在超越现代西方理性危机的智识性努力中,自当具有深刻的启示。     

朝鲜诗家李睟光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李睟光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睟光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