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云易装卮言

史湘云易装的故事,是曹雪芹对中国历史上女扮男妆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的创造性解读的产 物,文章从女性服装的角度,展现了曹雪芹新的女性观,探索了女装的新的发展趋向,再现了新的历史条 件下的魏晋风度。     

梦醒寻梦——张岱及其小品文

张岱是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张岱的出身遭际和社交氛围,造就了他博雅风流、愤世谐谑的名士风度;张岱小品的内容十分丰富,殆同一幅全景式的明末风俗画;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十分复杂,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郁积其中的黍离情结;审美品味求真求廉、求空灵自然;风格洒脱谐谑、恣肆;境界既世俗又博雅,既真切又空灵。     

现代性的风度:周文与川康边地忆叙

周文依据自身的军旅体验和生活记忆,创作了许多以川康边地为背景的小说,借此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愤怒和对底层士兵、百姓的人道主义关怀,批判了军阈统治的罪恶和边民的国民劣根性,展示了一个左翼作家的良知、理性和内敛的革命意识.由此,周文和他的川康边地忆叙具有了现代性的风度.     

鲁迅:越"名士文化"之个案分析

绍兴有“名士乡”之誉 ,鲁迅为众多名士中的典型代表。以鲁迅为个案研究 ,可发现越地名士的若干“文化基因” ,此种基因最早形成于史前时期 ,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 ,隐性的文化基因得到了显性的张扬 ,而良性的循环形成了越地特殊的文脉 ,多年流淌 ,终于造就了特殊的“名士乡”。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儒林外史》视野中的四类名士

《儒林外史》第一回以不受名利拘牵的名士王冕来敷陈大义,而全书所写,则主要是追名逐利的冒牌名士,如杜慎卿、陈和甫、景兰江、丁诗、权勿用等。他们或以颠狂的方式暴得大名,或以"山人"而"飞来飞去宰相衙",或附庸风雅而酸态毕露,或自以为势利之极而其实"呆串了皮"。吴敬梓对这四类名士的调侃和讽刺,既表达了他对所生活的时代的失望,也表达了对理想的名士风度的期待和向往。《儒林外史》借以告诉读者:安贫乐道才是读书人最好的选择;安贫乐道的前提是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而要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必须具有正常的谋生能力。《儒林外史》所提倡的这一人生理念,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包含了深邃的哲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世说新语》中的名僧及其与名士的交游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些名僧的言行事迹,这些名僧是以名士的身份被记述的,他们与当时的名士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这一现象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集中体现,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僧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魏晋玄学方面的良好修养以及玄、佛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是名僧与名士交游的重要基础。而博大精深、长于思辨的佛理也为玄学的发展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名僧受名士风流的影响而名士化,并有多方面的表现。玄、佛合流促进了佛学在士人中的普及和佛学的独立发展,从而推动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在上层的传播,进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历史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文士与贰臣的进退人生——明末清初名士钱谦益

明末清初的沧桑巨变孕育了一大批经历繁复、个性鲜明的文人学士。钱谦益是明末著名的东林党领袖，以“清流”自居；又不断陷入政治漩涡，得意一时亦落魄一世。他屈节降清，晚节有亏；却又秘密联结抗清力量，力图恢复，以至于死后文章遭毁，名列《贰臣传》。他是文章宗伯，著名的“江左三大家”之一，生前藏书宏富，却毁于一旦。他得到了当红名妓的青睐，力排众议娶其为妻，红袖添香，唱和悠游，却保全不了薄命的红颜。钱谦益生前盛名，寂寞身后，寿则多辱。复杂和漫长的一生，交相错杂与乖桀的资料，令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虽盖棺而无法定论。     

论"任诞"与中朝名士

中朝时期,儒学衰微,玄风大畅,伴随着清谈的绝而复闻,任诞放达的生活方式也在中朝重新兴起,成为中朝士人博名邀誉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从任诞之风在中朝盛行的原因、时代特点和对其的客观评价三个方面入手,全面论述了任诞之风及其与中朝名士之间的相互关系。     

论林黛玉的隐士风度

《红楼梦》摹尽封建社会女子百态,红楼诸女个性鲜明,各自摇曳生姿,林黛玉更是大观园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的女性形象.作为以魏晋才女谢道韫的"咏絮之才"来比喻的红楼才女,林黛玉也如谢道韫一般,盛有林下风致,论及林黛玉的林下风致,不容忽视的是其性格中隐士风度,林黛玉以其超拔的隐士风度超凡脱俗于红楼诸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