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构宋京父子墓志偶识

北宋宋构宋京父子是四川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但现存有关文献的记载阙略 ,此次墓志的发掘 ,弥补了史料典籍的不足 ,并加深了对宋代四川文化史乃至文学、史学方面的研究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论墓志所见北魏幕府僚佐起家问题

初仕含义的起家官是士人出身等第信息的浓缩,也是六朝士族制社会维护门第流品秩序的关键,故受门阀化洗礼的北魏墓志对此高调标榜。墓志资料显示,伴随着北魏诸公及将军幕府机构的膨胀,原本鲜有高门问津的僚佐逐渐步入清流行列,成为显赫的士族起家官。幕僚释褐对候选者的家世背景有严格要求,三代世资达到旧令五品以上方能入围,以此确保士族的垄断权益。其内部分层清晰明确,功臣后裔、五等封君和精英人士高居新令六品以上,世资一、二品的宗室位列正七品,同等条件的庶姓及世资三至五品者退居从七品,这里折射出崭新的阀阅等级体系和统治集团的构造特征。从幕僚出身者的仕途前景来看,首次调转往往破格超迁,平生所任最高官普遍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极具强劲的助推潜质,因而备受士族推崇。评判官职清浊的传统标准就此彻底被颠覆,也引发我们对北魏士族风尚潮流及文化价值取向的重新认识。     

《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重庆地名整理与研究

以《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中重庆出土的历代墓志为语料,对墓志中所见重庆地名(包括乡、镇、街道、山、水、寺庙等)进行整理与考证,然后对其进行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包括图腾崇拜、姓氏、避讳、宗教、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隋《陈叔明墓志》相关问题新探

《陈叔明墓志》史料价值甚高,兹以其墓志原拓为底本,以《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隋代墓志铭汇考》《隋墓志人物传》《全隋文补遗》等著录本为参校,在字样比对、文辞辨析的基础上,就时贤未能言及或缺疏之史料深加探析和补充,并对墓志中的疑难俗字、文句进行考释。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长安出土《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考释

《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出土于长安昭陵,为李思摩妻子延陁氏的墓志.延陁氏乃薛延陀部族酋长之胄,后嫁于突厥可汗所出阿史那思摩.630年,延陁氏随思摩降唐,被安置在夏州一带,在故定襄城、长安等处亦有居所.作为突厥可汗的夫人,延陁氏亲历了隋末至唐初漠北地区的风云变幻,见证了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兴衰更替,这些内容在《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中多有反映,可与《李思摩墓志》相表里.该墓志为深入研究薛延陀部族的历史和贞观时期的北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由哀悼文学转向传记文学，更多地记载墓主个人的事迹。本文通过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进一步了解长辈为子女择偶的状况以及当时社会流行的择偶价值观。     

传统与认同:墓志中唐人的风水观与归葬东都

唐人对墓葬风水的追求是普遍现象。祖先崇拜、洛阳地域的良好风水是吸引唐人归葬洛阳的重要因素。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唐人思想观念的有效途径。当时移居内地的非汉人群体,对华夏文化中风水观念的摄取,既表明其汉化的趋向,亦是其认同华夏文化的表征。     

《唐乔梦松墓志》相关问题考

志主乔梦松,其墓志与其家族成员的另外几方墓志应为同出洛阳北邙山乔氏家族旧茔。由该志考得,至迟北魏汉化之际,本为南匈奴旧姓的北朝乔氏已经攀附或改姓为汉姓“桥”氏,至西魏、北周时期又改“桥”为“乔”。志主有关事迹对于全面了解开元九年以来唐朝在宇文融的奏请之下分设劝农判官、摄御史巡查天下事大有裨益,为确定《唐御史台精舍题名碑》的追书时间提供了佐证,为开元十六年志主出使西域册立于阗、疏勒二国事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