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发微 注屈明志——马其昶《屈赋微》的注解特色及现实意义

成书于1905年的《屈赋微》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的成书受到清末社会剧变和当时学风的影响。晚清和屈原时代的楚国都处于国家存亡之际,这为"索隐式"的注屈方式提供了先决条件;马其昶在汉、宋之争中宗宋儒,重视义理的阐发,但同时受桐城派"求实"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在阐发屈赋义理时考之于楚事、本于经史。马其昶"索隐式"的注屈和对屈赋义理的阐发都是为了彰显屈原的精神力量,值此国家衰败之际,他高度肯定了屈原为国、为宗族而死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著述明志,以屈原的精神砥砺国人。因而,马其昶著述《屈赋微》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红学研究六十年

通过对新中国六十年红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可以发现社会历史批评派、索隐派、考证派等诸种学派的学术特征以及"泛文化"倾向在红学中的表现,在指认上述批评范式不同程度遮蔽了<红楼梦>审美视线因而其诠释维度有限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它们在红学发展史上曾起过的作用,由此可以对红学的突破契机、发展前景进行期待性的展望.     

“千金”原来也可称男子

如今人们一般都用“千金”敬称别人的女儿,旧时则多用于官宦与大户之家,略合尊贵之意,如《红楼梦》五十七回：“薛姨妈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门千金、”’大家女儿称“千金”．小家女儿另称“碧玉”．这是旧时的称谓矿俗。但如果溯源的话,则千金所指,最初却并非只是女儿．男儿也可称“千金”。     

遇到异乡的神祗——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当前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由于研究者多局限于"索隐法"等研究模式,不能够准确、深入地估量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内外两个层面展开.所谓内在层面的研究,指的是分析作家如何从内在的价值立场上吸收、化用基督教精神;外在层面的研究,主要分析作家在修辞策略等外在的层面对基督教文化资源的运用.     

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主要人物索隐

王独清的《我在欧洲的生活》是一部自传,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还有着极珍贵的史料价值。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得已,该书中所涉及的主要人物用的都是化名。为了读者的方便,也为了重新揭示出那段历史的真实,本文将该书中的主要人物一一考证了出来,以备相关的参考。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关于《史记》的两处标点

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觉有两处标点值得商榷。 其一,《秦始皇本纪》:“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     

“六黄太尉”是六个太尉吗?——兼论《金瓶梅》作者非徐渭或“大名士”

《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六黄太尉",最早见于宋元时期的《宣和遗事》,是仅此一见的莫须有的人物和官职。《金瓶梅》引入这个人物,乃实指一个不具姓名的太尉,而非六个。以六黄太尉为六个太尉并以此论证《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渭,显然失察了。面对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舛误讹夺之处,以徐渭或"大名士"必不能这样粗制滥造为由,拒绝接受这部伟大小说的种种瑕疵,甚至曲为说辞的索隐研究方法,也会不断并且越来越多地遭到合理的质疑。不能因为这些瑕疵而否定《金瓶梅》的伟大价值,也不能为了人为实现它的完美而曲解它在创作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涵化与本土化：18—19世纪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诠释

近代法国文学界在中国诗歌法译实践中认识到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意义和语言形式上均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认为“诗不可译”。尽管如此，再现中国诗歌的意境和语言之美仍然是法国文学界的理想。18—19世纪中国诗歌法译有三种模式：传教士的索隐式翻译、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翻译和职业文学家的自由翻译。索隐式翻译是一种策略性偏离，汉学翻译力求忠实于诗歌原意，自由翻译则是创造性接受。从美学角度看，三种翻译模式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接受呈现涵化和本土化两个面相。涵化的典型案例是《玉书》发行，推动法国诗歌从格律体走向自由体；本土化表现为中国诗歌通过法语语言再现，意境符合译者所在时代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