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过失犯罪中的决策过失责任

决策过失责任是具有决策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因过失决断或决定而造成严重危害结果并且违反刑法规范而应当承担的一种职务过失犯罪的责任类型。是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职务行为的形式确定的。决策过失责任与通常所说的决策失误有着根本的不同。决策失误是工作中的一般失误,只是过错行为,而非犯罪行为。同时,我们认定决策过失责任时还必须与政治决策失误、科学探索的决策失误等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误区别开来。决策过失责任形式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有着一定的蕴涵和体现,但应当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完善。     

论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

在税收执法实践中,如果纳税人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税务机关怎样正确处理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以使其相衔接?是合并适用,还是移送司法机关处以刑罚,本文在对这一主题进行历史考察的同时,结合现行法律规定进行了分析。     

业务考评制度与刑事法治

业务考评制度属法律规则之外的“规则”,在我国特定的司法背景和司法条件下,多年来业务考评制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仍然可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业务考评制度存在着大量“前现代”的观念和违反诉讼规律的制度设计,与现代刑事法治的要求不相符合,使司法人员处在“双重结构化”之中,从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基于刑事法治的立场,立足于中国现实及社会背景,笔者主张取消法院系统的业务考评制度,彻底改造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业务考评制度。     

困境与突破：刑事和解制度之构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运而生,而刑事和解制度是该政策的重要指向和具体措施。立法缺失、观念错位、程序失范所衍生的法律障碍、思想藩篱和制度壁垒,正在挤压销蚀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中国的和合文化及西方的恢复正义为圭臬,确立原则、厘清范围、界定条件、规范程序乃构架刑事和解制度之进路。     

美国刑事司法过度犯罪化——成因﹑后果及对策分析

刑事司法过度犯罪化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过度犯罪化带来犯罪圈的扩大和严厉的刑罚,这和非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是不相符的。过度犯罪化导致了自由裁量权不当扩大﹑浪费有限司法资源等后果。通过刑事实体法去政治化等传统对策并不能有效遏制过度犯罪化,把自由主义引入过度犯罪化的解决之道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超越复仇: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从理想状态来说,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实现正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颇为奇怪的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民愤——抵抗模式,民怜——顺应模式,民冤——纠错模式。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社会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如果说,社会公众的复仇观念并非毒药或者疾病,法院控制死刑适用的既定司法政策——宽恕也并非疗疾的唯一良方,那么,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即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     

略论刑事审判的经济性价值

经济性是刑事审判的基本价值之一,它是指刑事审判成本的最小化和收益的最大化,本文探讨了刑事审判经济性的内涵及该价值的确立依据,分析了刑事审判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减少成本确保收益的基本途径.     

论刑事和解与民族地区传统法律文化的契合——对鹤峰县人民检察院“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的法理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体现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而检察机关是实行这一制度的主体之一。民族地区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作为民族地区的基层检察机关,鹤峰县人民检察院推行“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一制度还有必要在和解的法律地位、和解的主体、改进加害人的社区矫正制度、赋予被害人更多的自诉权利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我国“反黑”刑事立法反思

为了配合目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或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完善相关的“反黑”刑事立法制度是关键,本文分析了“反黑”立法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相关刑事立法的建议,以期达到惩治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