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研究——对陈独秀的评价

为了迎接今年三月安庆举行全国“陈独秀与社会主义”研讨会,明年陈独秀诞辰130周年将举行纪念研讨等活动,本刊转载了石仲泉同志今年1月在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评论陈独秀的文章;并摘要转载1997年在上海举行全国第四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的报道：《一次简朴的学术盛会》和《叶尚志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另刊发《辉煌跌宕终归不朽》、《陈独秀与社会主义》两篇文章,以供参考。 陈独秀研究是响应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而兴,至今近三十年,硕果累累。但陈独秀研究如同涉洋探海,至今仍在逐步深入探索。各种意见争鸣是正常的,是接近历史真实,挖掘遗产宝藏,有利于推动当前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历史前进的有效途径。我社为人才开发鼓呼已有22年,我们认为,开展陈独秀研究,发掘他的文化、思想、理论精华,接受他的教训,实际上是人才开发最大的课题。     

人才标准与人才价值判断模型研究

何谓人才？原本没有千篇一律的尺度。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对人才的要求不尽相同。那么,如何区分人才呢？人们设定了若干指标,达到标准要求的就是人才。一般而言,人才应具备这样的条件：健康的身心,高尚的品德,丰富的知识,高超的技能,较强的创造力和突出的业绩。     

边缘也是"想象"——读《华夏边缘》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开创了一种介于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民族史边缘研究"方法,在他的论述中,"边缘成为了观察和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1]穿越历史的时空,王明珂所关怀的是"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而他告诉我们:要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只有从"华夏边缘"中去寻找答案,凝聚中国人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而不完全依赖华夏内部的文化一致性.     

第一届国际青年学者藏学研讨会综述

2007年8月笔者参加了英国伦敦第一届国际青年学者藏学研讨会。下面介绍研讨会的基本情况,并藏区社会经济研究状况。     

排斥与融合——四川白马藏族入赘婚的研究

四川平武白马藏族的入赘婚在当地又被称为"抱儿子",有两种形式--寡妇的入赘婚以及初婚女性的入赘婚,并且都以族际通婚为主要特征.本文通过对二者产生的动因的深入分析,指出它们是由于族群内部和族群外部差异性、选择性的认同而产生的一种典型的个案.     

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藏学的发展——《中国藏学》创刊20周年寄语

《中国藏学》创刊于1988年,截至2008年,恰逢其20岁生日。本文不仅回顾了《中国藏学》20年来所经历的两个发展阶段,与藏学研究工作者和其他兄弟刊物共同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国藏学的发展历程;也对《中国藏学》的未来走向予以展望,期望能引起藏学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并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共同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藏学的发展繁荣而努力。     

《中国藏学》创刊20周年纪念座谈会综述

2008年2月20日<中国藏学>创刊2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首都藏学界新春茶话会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多功能厅举行.中央统战部七局、中央外宣办七局、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西藏信息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出版社、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华书局等单位的领导、代表,新闻出版署报刊司、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领导,新华文摘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民族研究><中国西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法音>等兄弟刊物的代表,还有曾经在<中国藏学>杂志社工作过的老编辑、老领导,以及朱晓明、拉巴平措、格勒、毕华、郑堆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领导和学者代表共100余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十大新闻

<正>由国家民委办公厅新闻办公室、信息中心主办,民族团结杂志社、中国民族报社、民族画报社、国家民委网站共同协办的"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十大新闻"评选活动,于2007年12月25日在京举行。中央部分新闻媒体代表、学术研究单位的有关专家、国家民委有关业务部门的主要领导以及读者代表     

当代翻译研究中的交际行为观

当代翻译研究深受各种行为理论的影响,但几乎所有当代翻译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将翻译视为交际、交往的一种形式。这是由翻译的交往功能决定的,翻译的交际行为观不仅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思想基础,它还深刻影响了翻译过程的研究,作为当代翻译研究基础理论之一的交际行为观仍将在翻译研究中延续下去。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经历简析

<正>如果将1935年瑶族调查作为费孝通先生学术生命的开始,那么,直到先生逝世,其学术生命持续了将近70年。然而,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受"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失去了23年宝贵的本来可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所以,先生将"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开始的学术研究视为自己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费孝通,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