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释与人权正当性的中国证成——以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解读为例

新中国的人权事业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在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中,人权的正当性才获得了证成.学者们通过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来完成这一论证.《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第一次全面、系统论析人权概念的著作,中国学者们对人权概念的认识极大地受到该文的影响.然而,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对人权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批判.中国学者们直面这一理论难题,进行了巧妙的概念转换,有意地对文本进行了建构性的解读,从而论证了人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道统中的正当性.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扩张的现代性路径及应对方略

生态、潮流、反恐、普世等问题已异化为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的现代性路径;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弱化、新媒体发展和普及等方面着力分析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现代性路径的诸多原因,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交往的主动权和影响力、促进社会发展和惠民建设等进行应对。     

认知的功能：论纯粹法学对中国法治理论的意义

当代中国主流法治概念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制之外,更强调对道德价值的追求.但对于“认知”却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就为法治理想的实现埋下风险.故而,本文将对致力于建构追求客观认知的“法律科学”的纯粹法学进行研究,论述纯粹法学中的知性国家观、规范命题和分离命题,为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完善作出尝试性讨论.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生命伦理问题的国际软法规制

科技无国界,生命科技发展及其医学应用引发的诸多伦理难题跨越国界,日渐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亟待世界各国共同应对。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组织在过去的三十年来采用"宣言"(软法)而不是"条约"(硬法)的方式对生命伦理问题有所规制,创制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诸多国际软法。我国应重视生命科技国际软法规制之形成,发挥应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积极成为国际社会的引领者。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研究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中国第三个经济发展引擎,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已迫在眉睫。本文首先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其次着重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利益整合,最后提出了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利益分配机制的对策建议,并强调急需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普京时代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1993年宪法否定国家意识形态,提倡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俄罗斯社会思想混乱,面临国家认同和基本价值观的深刻危机。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高举复兴俄罗斯大旗,开始了重塑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探索。经过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特征鲜明、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普京主义",在俄罗斯社会发挥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批判性分析

本文批判性地梳理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国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社会关系,不同的内容都为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提供了视角,多种理论可以被视为包含彼此对立的内容的概念二元论。这些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论如何批评另一理论,也体现出国家是一个辩证统一体。这些二元分析可以归纳为：工具主义对结构主义,国家的资本决定论对阶级斗争决定论,国家中心研究方法对社会中心研究方法。除了存在如此众多的国家理论研究,还存在理论趋同的趋势,其中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阶级斗争和结构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之间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中日技术合作带动人才培训

对外援助是大国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在促进受援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服务于援助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基本上是以开发援助为核心理念,其基本内涵就是使对外援助与本国的对外经济利益相一致起来。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这个时期日本的对外援助带有浓厚的＂为出口与对外投资服务＂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