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怨刺诗中的“怨”并不仅仅是指怨刺上政,更有普通人民对日常生活之痛和人生感伤的“怨”,“怨”也包括恋人的相思之苦、征人的思妇之怨等;而“刺”则有责备、讽刺之意。     

《诗经》中的"舞蹈"诗及其民俗阐释

《诗经》中有不少与舞蹈有关的诗,本文把这些舞蹈诗分成表演性舞蹈诗、宗教祭祀舞蹈诗、民间乐舞诗三类。在分析这三类舞蹈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民俗阐释,并对其民俗价值作进一步的研究。     

汉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之比较

本文旨在论述汉乐府民歌的审美特色和艺术成就。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诗经》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出较，探讨了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独创性及其社会文化根源，从而指出汉乐府民歌独特的艺术成就在于。把人物形象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塑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着重表现人物直面现实的浪浸精神．达到了绘形和传神，现实意义和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融合。     

从《诗经》看宗教活动的世俗化

宗教祭祀活动受世俗的影响,逐渐解脱了肃穆的外套,向节日、游乐甚至向市场贸易方向演化,这是历史的必然过程。《诗经》中的很多情诗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宗教祭祀活动向宗教节日的转化,宗教节日向青年男女游乐集会的过渡。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活动将更多地融入世俗的内容。     

《诗经》中的婚恋诗与周代邦国交往

西周至春秋时期,周天子、各国诸侯、卿和大夫等贵族的婚姻在制度上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同姓不婚制,二是媵妾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烝"、"报"习俗。这些制度和文化习俗是建立在邦国和族群交往基础之上的,婚姻对一个诸侯国或族群的发展至关重要。《诗经》中许多婚恋诗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了解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诗经》婚恋诗的理解。     

《诗经·鄘风·蝃蝀》中“蝃蝀”意象的文化内涵

蝃蝀(虹)是《诗经》中一个独特而典型的意象,人们对虹形状和色彩的类比联想的同时,又赋予其谶纬、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比附象征意义,因而形成了虹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姿,虹意象具有了连类比附的多样性、预兆功能的双面性、象征意蕴的多义性等特征.历代学者基于对《鄘风·蝃蝀》诗旨的不同认识,对蝃蝀比喻、象征意蕴的感情倾向有别.《鄘风·蝃蝀》中的蝃蝀是婚姻吉祥、两性欢好之象.     

《诗经》与韩国古代诗歌发展

早自商朝开始,中国古典文化即已对韩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文学源头——《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开始传入韩国,韩国文人从此对《诗经》进行深入学习与研究,并以此为模式创作本国诗歌。受《诗经》的影响,韩国古代诗歌也沿袭了《诗经》的创作风格,在形式、内容及诗言志等方面与《诗经》有许多相似之处。韩国古代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丰富了韩国诗歌的内涵。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个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二《南》最为集中,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孔子喜韶乐,尤钟情合于韶乐的二《南》,“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诗经》不仅常以“江汉”连举,而且将天上的银河称之为“云汉”。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诗经》自然审美之鸟篇

鸟类是<诗经>自然审美的重要内容.<诗经>显示:先秦时代人们已能从声音、色彩、形态方面对鸟类作形式美观照,对鸟类的生活习性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对鸟起人生之情,以鸟为抒情之具,说明时人自然审美已从生理快感飞跃到心理快感,从中可见先秦审美意识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