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研究及现实价值

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之后列宁通过对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俄国实现"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跨越论"的又一次成功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跨越论"的新发展,并在此驱动下向更高层次迈进。历史与现实证明:实现新的跨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适应基本国情是根本准则,坚定四个自信是直接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跨越"塔西佗陷阱";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移动终端辅助零起点三语习得自我效能感探究

移动终端辅助零起点三语习得已成常态,但习得者的自我效能感有待提高。增强三语习得者自我效能感的前提是母语思维模式的弱化和二语习得习惯的摆脱。输入习得效能通过降低习得者的情绪唤醒、增多个人成功经验由习得者自主促成,输出习得效能要依靠教师的言语鼓励和增设替代性经验设置。     

单位不同层级人员“富贵病”的典型表现与防治对策

单位中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与办事人员担负的责任与任务不同,其"富贵病"的典型表现也不同。基于此,应对不同层级人员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一是加强单位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并由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一把手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二是实行副职干部分管领域轮换制度,打破资源垄断;三是在职务晋升上全面考察中层干部的思想品德素质水平、专业知识水平、业务能力水平等,并建立合理的中层干部流动机制和基层人员建言机制;四是从规章制度上保障基层办事人员的权益和福利待遇,通过塑造适宜的组织文化增强全体人员的同理心,并将基层办事人员安排到最适合发挥其特长的岗位上,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骄、娇、堕"行为的产生概率。     

“没奔头”领导干部的行为趋向与化解艺术

领导干部"没奔头"集中体现为思想悲观消极、工作敷衍了事、行为任性偏执。领导干部"没奔头"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干部个人思想觉悟不高、组织对领导干部缺失关怀、领导干部职业晋升压力过大等。针对"没奔头"领导干部,各级组织部门可以通过增强组织对领导干部的关心关怀、努力拓宽领导干部职业上升渠道、适时适度为领导干部提供挑战性工作等方式加以管理。     

朱海清:一心为“老教”事业操劳

在位时,他关心支持老年教育工作;退休后,他走上三尺讲台为老年朋友释疑解惑。这位被老年学员尊称"朱老师"的人,就是衡山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海清。教书育人,原本是朱海清的老行当。1965年,他从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当过教师,后调入县委机关工作。朱海清虽然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但他喜爱格律诗词和楹联,     

“互联网+”时代档案信息化建设体系建设

随着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成为人们关心的重点问题。结合笔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互联网+"时代有效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围绕档案资源的使用管理需求构建科学完善的档案信息管理体系,使用计算机系统加强对档案资源的分类、整理、利用及研究,以促进宝贵的档案信息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鉴于此,本文就"互联网+"时代档案信息化建设体系展开详细研究,并提出具体的研究思路,供广大读者借鉴。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