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语境与鲁迅的都市症候及其抗争

30年代的上海,是一种典型的都市语境,生存其间的鲁迅出现了“如同穿湿布衫”的都市症候.他向“恶俗化”的上海及知识分子的种种乱相展开了批判,并以此对抗生命的沦陷,但物化、欲望化语境的喧嚣与浑浊让其先前所持的启蒙理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乏力与尴尬.     

从维多利亚时代看《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形象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英国当代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女主人公萨拉以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为其主要特征.本文结合福尔斯的生存观和文学观,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等级制度、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以及虚伪的道德价值观入手,分析了将萨拉逼入绝境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萨拉为了保持特性、实现自我而采取的生存策略和抗争手段.     

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对西安Y区征地抗争事件的解读

已有研究为农民土地维权抗争行为提供了较多理解和分析框架.通过考察西安Y区征地活动,捕捉到征地事件中农民维权活动中另样一番鲜活图景:村民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抗争策略的无效表达导致了维权行动流向一个追求过程的情感行动,失效主要原因在于维权抗争过程中双方的组织性及力量悬殊、基层政府正式权力实施的非正式运用的运作逻辑、农民可供利用资源的缺乏和集体高于个人利益的潜意识.     

城市运动中的地方政府与社会——基于N区业主维权案例的分析

业主维权已经成为当前城市抗争运动的重要形式.对S市N区三个城市业主维权案例的观察,发现在城市业主维权运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与维权精英的博弈中采取了区分性回应策略.而策略的选择受制于三个变量:维权事件的起因与性质、维权领袖的构成、维权者的行动策略.研究还发现,新社会阶层和离退休的老年人日渐成为维权行动的主体.地方政府利用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变换各种策略,如吸纳与协商、压制与分化、组织动员与利益补偿等,用以平息不断加剧的业主抗争行动.     

为天下苍生而挥洒泣血诗情——王学忠诗歌论

王学忠是河南安阳诗人。他的诗歌为底层民众立言,以愤怒、呐喊的姿态尽情揭露社会假丑恶现象,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王学忠诗歌现象”。他诗歌中的平民意识与抗争思想,以他最初儿童诗歌中的悲悯情怀为源头．在社会急剧的转型过程中,他的诗歌精神得到升华,最终形成了他“平民诗人”的特征。他的诗歌对当下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导引性意义。     

物业股权实现途径之理性思考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实现业主无偿获取物业公司股权,并由业主作为惟一股东组织和运作物业公司,以达到物业自治的目的,尚存在诸多法律上的难题.无论由开发商投资设立公司,还是业主利用共有公用的物业财产自设物业公司,均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物业股权的设想并不具有现实意义.     

物业管理纠纷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物业管理服务的市场化,物业管理纠纷也日渐增多.由于我国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因而给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物业管理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本文仅针对物业管理纠纷经常涉及的、当前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尚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属性、物业服务收费等几个主要法律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业主委员会是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组织,物业服务合同属于信托合同,应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调整物业管理费收取及管理权的归属,并加大对物业管理收费的监管力度.     

业主委员会党建的实践与思考——以杭州市下城区为例

业主委员会党建是城市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事关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城市基层社会的和谐。杭州市下城区先行探索,通过动员党员参选、实行4+1组建模式、健全管理机制、理顺与社区党委关系等做法,着力解决业主委员会存在的缺乏正能量、主心骨、管理规范、向心力、民意输入渠道及其与物业公司的协同等问题,其经验值得肯定与推广。由于外部环境、上层制度建设等原因,业主委员会党建至今存在一些普遍性难题,亟待通过完善单位党建考核、推动物业行业党建、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保障党建工作经费等路径加以解决。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环境人权在中国的法制化及其政治障碍

近年来,以厦门PX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集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公民环境权”或“环境人权”日益成为我国环境法和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专门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不断修改,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正在得到更好的制度化保护与保障.但也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的环境法制（治）建设还未达到一个历史性“拐点”,即明确确立与宣示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的宪政基础.中国环境法制（治）建设的更大进展,除了法律渠道下的渐进改良,更为关键的也许是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动力,尤其是来自民间基层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