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从“三不要地”到国家口岸:广西边民互市传统的自反性延续

广西防城峒中口岸曾经是被称为"三不要地"的断裂地带,现在已开始建设国家一类口岸,这一过程并非国家单向权力主导,而是边民互市意志形塑的结果。这种互市传统看似背离了历代王朝主观的治边策略,却暗含着与世界的长久联系,呈现出边疆特有的自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边疆发展的内在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始终遵循以边民利益最优化为原则。     

辽宁籍共产党员群体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研究

从东北军诞生到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东北军这个地方武装,适时开展统战工作。在其开展的统战工作过程中,辽宁籍共产党员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在党的统战方针的指引下,依据东北军的特点,开创了一条适合东北军的统战路线。他们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东北军爱国军官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积累、总结的经验及教训,给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若干启示。     

论边疆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思路——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个案

边疆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是确定改革内容、明确改革思路、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前提,是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改革目标的确立受多重因素制约,是一个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过程。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个案,认为边疆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应该在准确分析改革目标确立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结合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才能进行确立。     

东北电视媒介叙事的文化阐释

东北电视叙事以对乡土文化的再现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乡土文化是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在区域电视以区域文化为发展根基的今天,乡土文化成为了东北电视的必然选择。东北电视通过对民俗仪式原初意象的展现和对狂欢精神的言说,通过对东北电视文化符号——赵本山的塑造,完成了在东北电视叙事中的建构,从而实现了东北电视叙事中对乡土的归附与对人类精神乡土的想象。     

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工矿业发展述略

东北地区的工矿业在民国初期有了一定的发展,既有国人经营又有外国势力浸透,尤其是日本势力.由于日本资本的介入,伪满时期东北工矿业呈畸形发展态势,一方面加速了重工业的发展,使得东北整体工业发展极不平衡;而同时,中国民族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毫无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一个让女人们惊讶的省钱高手

在做菜上他有一个主张,就是发挥食品的营养。比如每天吃一个鸡蛋,两个就吸收不了,造成浪费;鱼和豆腐炖最佳,最有营养;西红柿和胡萝卜要熟吃,营养吸收才好;大蒜要切片和空气接触才能杀菌。他觉得,食品的营养最为关键,吸收了充足的营养,然后才是想到怎样省钱才对。     

中国建构良性边疆外交中的跨界民族因素

边疆是跨界民族区别于非跨界民族的地域象征,跨界民族是边疆动态社会属性的特殊代表符号。边疆的社会性受跨界民族因素影响,跨界民族的地域性亦和边疆关联。边疆的前沿地域特征与跨界民族互动内外的特点,必然要求两者在中国建构良性周边外交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赋予外交内涵,可谓之"边疆外交"。"亲诚惠容"的跨界民族关系互动是促进良性边疆外交建构的关键环节,良性边疆外交则是良性周边外交的具体展现。跨界民族与边疆外交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的天然互动逻辑关系,注定了良性边疆外交的建构离不开友好跨界民族关系的打造。     

狗肉饺子

俗话说狗肉上不了宴席,可我却吃过一次狗肉馅的饺子,那是在东北下乡当知青时的事。1968年9月,我从天津来到北大荒,分到兵团五师供应站。当时,单位宿舍紧张,我们几个天津男知青安排在物资仓库的值班房里住。值班房位于仓库中央,是一栋只有两间屋的小平房。里间是宿舍,外间是值班室,每天都有警卫轮流在这里休息值班。     

“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民族研究范式概议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