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杭州永福寺、《普宁藏》扉画与杨琏真伽及其肖像

文章通过对《大元至元辨伪录》《西湖二集》等相关文献及实地的分析,认为元初杨琏真伽等三僧奉诏任职的高级僧署——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后改称总统所)设于曾为江淮行省省治的杭州,最有可能在灵隐永福寺。文中公布的刻于杭州的残本《普宁藏》扉画中杨琏真伽的肖像肯定了杨氏西夏党项人的族属与藏传佛教僧的身份。文章还对《普宁藏》扉画与永福寺西北飞来峰造像这仅存的两处杨琏真伽肖像作了比较,并对杨氏肖像的成立条件、象征意义及其与忽必烈宗教政策的关联度等作了剖析。     

普度寺与新睿王府

南池子大街东侧有一条叫“普度寺前巷”的胡同，在这条略显狭仄的长巷里，灰墙、灰瓦、红院门构成了北京城最基础也是最和谐的色调，漫步其中悠然惬意。在胡同里的一个下坡拐角处，“呼”的一下就豁然开朗起来，眼前出现的是一组高大而雄壮的古建筑，这就是普度寺。而普度寺的前身就是睿亲王多尔衮的府邸，在这所府邸里多尔衮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辉煌最得意的日子，手握大权坐拥天下，香车宝马、金银珠宝、红粉佳人都曾紧紧地簇拥着他，而这座“糜费帑金数百万”的睿亲王府，便是这一切的亲历者与承载者。顺治八年（1671）二月，多尔衮谋逆事发，王府中织金裹银的日子像梦一样被惊醒，富贵荣华在族人的哭喊声中草草地收了尾。家产、人口及这座金碧辉煌、雕镂奇异的王府俱籍入了官府。没了人气王府很快就破败下来，直到康熙三十三（1694）年此处才改建为玛哈噶喇庙。玛哈噶喇是梵语，意为“大黑”，是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观音的化身。80多年后，乾隆四十年（1775）玛哈噶喇庙进行过一次大修，四十一年赐名改为普度寺。大殿额曰慈济殿，殿内额曰觉海慈航，皆为乾隆皇帝的御笔。庙宇修建得极为宏伟，佛像也塑得精奇。光绪年间，清人震钧所写的《天咫偶闻》中便有详细的记载：“（佛像）手执戈戟，骑狮象。陈设多宝物，沈香长及丈，雕镂花纹。明成化中，番僧板的达所贡七宝佛座，即仿其规式造五塔寺者。今尚供寺中，完好无恙，乃木雕加漆者。疑《涌幢小品》记所云：南内最后一殿，供佛甚奇古者，或即指此而言。国初，睿忠亲王曾作府邸，吴梅村诗所谓“十载金归掌握，月明车马会南城”者也。今殿极东一间，北墙下番佛五，皆乘狮象。南窗下悬王之甲胄弓矢，甲长七尺余，黄缎绣龙，鲜好如新。胄径九寸余，护项亦黄色。刀剑弓矢长于今三之一，弓无而一人之力不能开。旁二护卫像，著甲执兵，皆真物，王之二巴图鲁也。殿外作龙尾道，直抵山门，道旁古松林立，清荫甚美。”民国后，普度寺一直被军队或其他机构占用，而庙内所贡奉的多尔衮的遗物及部分殿宇均已消失不见了，仅余山门、正殿和方文院。新中国成立后，普度寺又被南池子小学和当地居民所占用。人为的破坏与自然的侵蚀，使这座王府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光华，残破的山门，剥落的红漆，长满荒草的屋顶，如一所破庙摇曳在凄风苦雨之中。2001年政府开始对普度寺进行修缮，这是继1775年后头一次大规模的维护，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将学校与寺内居民腾退、迁出，大殿、山门等多处地方也进行维修，并全面实施了绿化美化。     

扎藏寺与车臣诺们汗

扎藏寺是青海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从有僧人活动到形成正规寺院,历史久远；该寺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清代以来产生过重要的社会影响；原住持活佛扎藏曲结,封有“诺们汗”名号,至今历七世.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明清契约文书研究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收藏的明清契约文书共有32件,对当时岷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均有所反映.本文选择其中5件代表性的文书进行分析,研究大崇教寺文书形成的原因、契约形式及政府对土地的管理等情况.契约文书原件基本保存完整,真实具体地记录了大崇教寺明代以来寺院经济及其它方面的活动,颇具地区特点.通过对其整理、考证及相关研究,恢复契约文书所反映的时代面貌,勾勒出明清大崇教寺寺院经济的基本发展状况,探寻其内在的规律.     

释迦也失在南京、五台山及其与明成祖关系史实考述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 (14 14年 ) ,宗喀巴大弟子释迦也失应诏代师入朝。释迦也失于该年春天先抵达五台山 ,驻五台山大显通寺。后于 12月奉诏赴南京朝觐永乐皇帝。明成祖待之以殊礼 ,敕释迦也失驻锡南京能仁寺。在南京期间 ,释迦也失曾在宫廷内外举行盛大佛教法事活动 ,并为明成祖施长寿灌顶密法。永乐十二年 (14 15年 ) ,明成祖敕封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封号。其后不久 ,释迦也失离开南京前往五台山传法 ,仍驻大显通寺。永乐十三年 (14 16年 ) ,释迦也失从五台山返归乌思藏。在释迦也失居留五台山期间 ,明成祖多次遣使致书并赐赠礼物。关于这方面内容因史书鲜有记载 ,一向缺少研究。笔者在广泛深入裒集藏汉文献资料基础上 ,拟搞清楚释迦也失第一次入朝时在南京及五台山两地传教活动的基本情况 ,并以考述明成祖与释迦也失之间的交往关系 ,从而为进一步认识、理解明成祖确立并完善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提供确凿可信的论据     

山西省长治市回族女寺调查研究--以长治市回族聚居区"三道营"为例

女寺是长治市回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本文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分析了女寺的现状及其在长治回族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些思考.     

藏传佛教早期著名寺院韩达垅寺考述

韩达垅寺是甘青交界的积石山县境内早期藏传佛教著名寺院,自创建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曾为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属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现根据调查所得及相关藏文史料,对该寺的创建历史、活佛传承、主要建筑等进行简要考证.     

贡嘎曲德寺密宗殿壁画的艺术史地位--兼论西藏近世绘画的重要转折

贡嘎曲德寺位于山南贡嘎县境内 ,其创始人土敦·贡嘎南杰 (ｔｈｕ ｓｔｏｎ .Ｋｕｎ ｄｇａｖ ｒｎａｍ ｒｇｙｌ,1 43 2～ 1 496年 ) ,为萨迦派重要高僧。贡嘎南杰自幼学习密法 ,以后又在萨迦寺东院学法 ,尊索南桑波为根本上师。①1 464年 ,年满3 3岁的贡嘎南杰赴前藏贡嘎地区 ,在岗堆建立多吉德寺 ,后亦称贡嘎曲德寺 ,② 该寺很快成为明代前藏地区传播萨迦派密法的重要道场。贡嘎曲德寺建成后不久 ,贡嘎南杰力邀出生于贡嘎岗堆地区 (即贡嘎曲德寺所在地 )的著名绘画大师、钦则画派的创始人钦则钦莫为该寺院绘制了壁画。寺院的僧人告诉我们…     

17世纪汉藏艺术在拉达克的传播与发展——以协寺壁画为中心

位于克什米尔东南部的拉达克,是亚洲多文明交汇的重要路口,自吐蕃时期即与藏族社会形成紧密联系,并逐步成为西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全面调研拉达克的人文历史及物质遗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外学人对此地文物艺术的研究,倾向于构建其与印度、中亚的文化联系,却对于历史上拉达克与卫藏、康区及汉地中原密切关联的大量艺术遗存,颇为忽视。中国学者因受制于地缘及政治因素,并未对拉达克的物质遗存展开过实质性的调查与研究。作者基于对拉达克的实地调查所得,聚焦尚未刊布研究的拉达克协(?)王宫之竹巴噶举寺院内的17世纪壁画遗珍,以相关文献史料为基础,通过与同期卫藏相关佛寺壁画的比对,试图探索汉藏艺术在喜马拉雅山西部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明《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考述

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是明正统十年(1445)至正德七年(1512)间藏传佛教著名僧人。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曾受封国师,他的一生为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促进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以及推动明初期治藏政策实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去世后,明正德七年十月,由董玘撰文、王纶正书、大弟子朵而只坚参立碑,篆刻“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文”,该碑文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其一生事迹,此外散存于五台山地区的相关碑文中也记载有桑节朵而只部分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碑文之间相互印证,对桑节朵而只人物事迹考证。该碑文对明朝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藏传佛教在北京和五台山活动,以及明代番僧管理制度等研究具有较重要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