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种置换”与改制成本的思考

国有企业改制的焦点集中于"两个置换"问题上,而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依赖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制成本就是为确保新制度顺利推进而产生的社会交易费用。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存在与人力资源价值、人的本性、以及改制后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关,其支出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减少交易量,损害资产经济专门化和资源的利用,影响资源使用的边际等式和使用的密集度,且过高的交易费用会使许多潜在的交易难以转化为现实的交易,导致社会财富的净损失。因此,政府应该对其支出的流量和流向予以把握和控制,按照"支出合理,方式多样"的原则运作,推动"两种置换"的顺利完成。     

关于"两个务必"对"两个先锋队"指导作用的思考

“两个务必”是党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不变灵魂,是党保持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闪光灯塔,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永恒座标。我们只有牢记“两个务必”,才能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党的“两个先锋队”的作用。     

浅论新时期邓小平的知识分子观

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两个尊重”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事求是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两个尊重”保证了我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健康成长。为我党的新世纪知识分子工作指明了航标。     

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的Shapley值纯策略纳什均衡解求解方法

在合作中又有竞争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经济实体之间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竞争与合作交织的特点,既有策略的选择,同时也有利益的分配或者成本的分摊,即竞争与合作相互联系。为此,Brandenburger和Stuart提出了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模型为这类博弈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目前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研究较少,且Brandenburger和Stuart提出的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存在一些不足：合作博弈用核心求解可能为空或者不唯一。Shapley值是一种重要的合作博弈单值解,满足匿名性、有效性、可加性和虚拟性,表达形式简单且唯一,对一些成本分摊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给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公平满意的分配方案。因此本文研究将Shapley值作为合作博弈的解时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解存在的条件。为了分析本文提出的基于Shapley值的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的新理论框架,首先给出了其特征函数满足的联盟无外部性条件。在满足此条件下,我们进一步证明了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解存在的条件及性质。结合数值实例比较分析合作博弈用核心和Shapley值求解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解的优缺点。研究表明：当用Shapley值求解合作博弈解,降低了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解存在条件。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弥补了Brandenburger和Stuart提出的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中合作博弈的核心为空或者不唯一的情况,而且为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的解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从而为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博弈问题提供新的求解方法,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浅谈干部人事档案审核“三龄两历一身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组部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要求,在全国部署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全覆盖工作,2015年下半年开始至今,我院对中层以上干部和中层职称以上人员的干部人事档案开展了专项审核工作。本文通过作者本人在实际档案审核中对"三龄两历一身份"的重要意义、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策,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对策。     

“一核多元”型社区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研究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事关公众切身利益,体现国家服务效能与治理能力。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公共价值和战略三角模 型间关系,从党建引领视角提出“一核多元”型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采用张力分析工具,从使命管 理、政治管理与运营管理层面建构综合整治张力分析模型。 分析发现,党建引领的综合整治合作生产可促进社区合作生产网 络的形成与发展,这对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创造的教育"的本质内涵与实践旨归

“创造”是历史聚焦下的核心词汇。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创新能力愈加重要,“创造的教育”则是依托于历史的聚焦与未来的挑战应运而生。创造的过程是逻辑与非逻辑辩证统一的过程,根据创造的发生机制可以完成对创造的引导与创造性的培养,师范大学“两代师承”背景下“创造的教育”的实施相较于一般的创造教育更具价值性与复杂性,因为其不仅需要培养未来有创造能力的教师,还要培养具备创新性人才培养能力的教师。“创造的教育”应回归学习的过程性,使学生对创造与探究具备更为深刻的理解;强调重视主体的内生动力,使学生愿意进行创造并形成创新的人格;同时还应指向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学生能够在未来的多样可能性中更好地适应与发展。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