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化自然与人控生态

与传统的自然哲学设想的纯粹自然界相反，我们今天已生活在一个人化的世界中。赫伯特·A·西蒙说：“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然界，这不如说是人造界或人工界。环境中的几乎每一事物都留下了人工的痕迹”。即使空气和水这样“最自然的”东西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人化了。空调设备把某些空间的气温控制在我们所需要的范围内；工业废气正在不断地改变着大气的成份；水也不再是纯洁的了，远在南极的企鹅的肝脏中竟然也发现了DDT。看来，自然的人化不只是给人类带来了福利，也带来了灾难。正是这种双刃性，促使我们积极地研究人化自然的有…     

对“三大改造”历史必然性的思考

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并不具备坚实的客观基础条件.它的发动与实践,主要是由超前的主观意识因素促发的,在历史实践探索过程中又产生了偏差.这一历史性的曲折和失误,被实践后果证明"三大改造"搞早了、搞快了、搞急了,所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左"倾错误,其教训是深刻的.     

“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的两难悖论分析

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实为悖论的两难问题却同时发生。本文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太低,农民缺乏议价权,流通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农蔬产品供销的最后一公里存在高昂的广义租金等种种问题。因此,就农蔬产品产供销产业链的上游、中游、下游分别提出了积极的政策建议。     

诤言是一种财富

从政者身负人民重托,手握一定权力,一旦犯错,后果大多很严重。因此,坚持闻过则喜,善于听取别人的诤言,是事业和人生成功的重要保证。不过,知易行难。很多领导干部虽然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但能否做到不介意甚至爱听别人的忠言、诤言,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人生考验。因此,要养成一种经常反省的习惯:当事业顺风顺水、个人成功在望之时,一定要头脑冷静,莫被辉煌冲昏头脑;当听到他人     

消费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后果——旅游的案例

谈到社会形式，最容易让人想起的就是齐美尔（1858～1918）。实际上，齐美尔关于社会形式的理论很可能得益于康德（1724～1804）。关于形式和内容（formversuscontent）的区分是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康德把在知觉中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现象”由两部分构成：由于对象的部分，他称之为“感觉”；由于我们的主观装置的部分，则是“形式”，它把杂多者按某种关系整列起来     

中国也可以搞“定向宽松”

中国经济政策面临降通胀与保增长的两难。两难之下，如何抉择？经济学家卢周来给出了货币紧缩并同时向中小企业定向宽松的精准打击策略。     

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

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发展奇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日本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结构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促使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了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与此同时,原有模式的一些特征依然残存,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矛盾和摩擦大量出现,模式转型危机重重,具体包括政治不稳、政局动荡、政策多变、官僚体制衰败、官僚素质下降及政官关系混乱.制度改革带来的这些意外后果,致使日本在应对危机和模式重建过程中步履维艰.     

布朗族传统家庭生活及其现代演变

生活居住在中国边缘地区的布朗族，在世纪之交日益加速的社会开放及现代化进程中，以其相对封闭并持续了数千年至今的传统，卷入了当今世界的变革大潮。生存与发展，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本文以一个布朗族家庭生活为个案，以其家庭生活中的传统及其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的演变，将这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困境作了比较深入的揭示。这一揭示反映了中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现代境况。     

当前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

本文在确认冷战后中国现有的有利的战略安全地位、多极化世界格局中中国政治分量的提高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同时，探讨了对外战略环境中几个不利于中国对外战略利益的问题，如中美关系疏远问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国防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及对台政策问题等。作者认为，我们在面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时，需要冷静思考和权衡，要有恰当的战略选择     

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对策

多半由于“绝对安全”向往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支配下的美国主流舆论和公众情绪 ,威胁到全球性战略稳定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 (NMD)计划大概难免实施 ,而眼下的技术障碍、欧洲盟国的不满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不足以经久阻滞之。因此 ,中国将面临一个对自己的安全、经济和心理健康乃至长远国运事关重大的问题 :对NMD采取怎样的基本对策 ?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战略———大大增加中国远程核导弹的数量和加速确立自己牢固的核报复能力———虽然看来必要和可行 ,但势将促成或加剧中美两国间在核武器和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形势 ,带来中美紧张、对立甚或冲突的中长期危险动因 ,从而大不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另一种可以、也应选择的基本对策 ,是在破除核武器神话、明了核大国彼此间使用核武器 (特别是战略核武器 )已极难想象的前提下 ,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大致只保有对于外国“核小国”或潜在核国家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 /核报复能力 ,任凭美国去搞NMD。中国应当由此不让自己在中美政治—军事关系领域陷入安全两难恶性循环 ,不许关于对付最坏情况的考虑成为国家大战略思维和政策制订的核心或主要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