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断,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部内涵都以此为主线来延伸和展开。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精神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内在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大力弘扬和培育新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基于家校共育的视角

铸牢儿童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项根基性工程。儿童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是基于生理基础并超越基因遗传,在家庭养育关系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共同作用下而建构起来的复合观念。基于对个体民族认同发展的过程、内容及与社会环境互动特征的分析,文章提出家庭是人价值观的生发之源,家庭教育是促进儿童青少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力量来源。家校共育要拓宽培育的目标对象和时空范围,加强家庭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建构协同共育的生态安全网,创造儿童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最佳效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黄河河源文化

江河源文化是大江大河起源段的“地理—社会”空间文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河源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黄河河源文化具有久远性、复合性、辐射性、传递性特征。黄河河源文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表现为:将游牧文化带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古羌人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众多族群（特别是藏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江河源区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文化和横跨黄河长江的人口迁徙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对江河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其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词语和概念。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生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底蕴。其中,“天下观”“大一统”“和合”思想、“华夷一体”等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生成的文化基因。站位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叙事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资源与文化支撑。     

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维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政治仪式作为国家政治社会化途径之一,本身就是以国家为单元的共同体凝聚机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中,政治仪式作为重要形式与展开路径,以其特有的时间性、空间性、公共性、共同性特征,推动了在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记忆刻写、在场体悟、价值引导、文化信仰、情感认同、行为规范等叙事实践,多维多层次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内核。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需要充分认识政治仪式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挖掘其承载的共同性价值,拓展其民族共同体建设途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民族互嵌式治理初探

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族事务治理方式,民族互嵌式治理涵盖了空间互嵌、生活互嵌、婚姻互嵌、文化互嵌和精神互嵌5个方面。公权引导、社会助力、群众参与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了民族互嵌式治理的基本运行逻辑。形势需要、中华文化、顶层设计与族际政治整合为民族互嵌式治理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构成了民族互嵌式治理的主要推进路径。民族互嵌式治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的实现方式。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不断提高决策咨询工作质量 学习《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研究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通过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决定》还指出，改善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摘自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那场空前壮阔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表现出许多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定神。 这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