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平安中国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平安中国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追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平安中国建设具有深刻启示,它不仅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也是平安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艺术品拍卖经营上的多样化

内地艺术品在去年秋拍出现了许多亮点,各家拍卖行都在主营业务之外尝试一些新拍卖项目,体现出知名拍卖行在拍卖经营多样化上的尝试。内地艺术品在去年秋拍出现了许多亮点,各家拍卖行都在主营业务之外尝试一些新拍卖项目,比如,中国嘉德举办了历史上首个当代玉雕艺术专场"天撷英华——当代玉石雕刻艺术家",西泠拍卖首次推出"青铜礼器专场",北京保利推出"张信哲织绣收藏"专场,上海佳士得首次推     

文化转向:大学毕业生城市流动的新逻辑

西方城市人口增长的文献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文化转向":工作就业等经济因素让位于文化休闲等消费因素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力。城市人口流动的"文化转向"在中国同样明显,尤其表现在大学毕业生群体当中。城市在大学毕业生眼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作地点。城市是学习机器,是娱乐机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流动选择中追求价值实现,表达自我,体验生活和分享梦想。青年大学毕业生是城市人口流动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城市流动目的地选择直接影响到城市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先后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在东北的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上海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

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服务于国家战略,拓展发展空间;发挥区位优势,拓展可能区域;对接发展战略,增加公共产品;共建合作规则,创新合作模式.可分类指导,分步推进,分段出击,流程控制;对接存量,形成增量,盘活原有项目;市场化运作,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在先,融资与保险跟进.其实质性切入点是重大项目合作.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试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坚持的四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也是众说纷纭。从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情况、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和文化价值多元的统一、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的统一、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统一、传承性和开放性的统一等四个基本原则。     

浅论民间信仰概念构建的开放性

本文首先论述了民间信仰的概念应该是随着研究的进程而不断完善并具有开放性的.然后解释了为什么民间信仰的概念是开放性的.最后通过三个方面对民间信仰概念构建的开放性进行阐述.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