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空间碎片减缓国家机制的构建

空间碎片减缓已经成为国际空间活动中一项国际习惯法规范。联合国外空委于2007年6月通 过的《空间碎片减缓指南》,也明确要求会员国或国际组织通过国家机制最大限度地减缓空 间碎片。中国在空间碎片减缓的国内立法及管理机制建设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加快 中国《空间法》的立法进程和理清空间活动管理机构的职能是构建空间碎片减缓国家机制亟 待完善的问题。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历史沿革与发展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的历史方位也发生着转折性变化,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演变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制度。但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虽大却不够强,还难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未来要努力提高社会保障质量,建议可从提高社会保障决策层次、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成熟定型、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加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着手,建立相对集中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从“抗疫”视角看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和挑战。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我国的社会治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等各领域所彰显的强大优势,取得了抗疫的重要成果。但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不足,这就更加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革和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公共危机事件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公共安全,社区作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基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社区危机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开拓多元主体治理渠道,鼓励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新冠肺炎疫情是对社区危机治理的一次重大考验,其间展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联防联控案例,但也反映出了社区工作行政化、专业化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针对不足与薄弱环节,今后,社区危机治理应不断加强体制引领和机制创新,拓宽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空间,尊重和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在危机中把握机遇,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论新兴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

新兴权利喻示着现代法律制度与社会创新实践之间的现实张力。新兴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要基于一定的合理性、正当性与有限性。学界现有研究对于新兴权利的保护问题,分别形成了宪法保护论、渐进入法保护论和行政立法保护论,相关理论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有研究缺乏义务层面与司法层面的反思,国家义务为新兴权利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可以从权利本位论、"权利-义务"结构理论以及国家作为义务主体的宪法逻辑等角度对新兴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进行逻辑证成。国家保护义务的体系内容包括新兴权利入法的基本原则与判定标准、救济的主要方式与司法图景。新兴权利入法应当坚持维护正当法益、促进发展创新、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的立法原则,同时兼顾可行性与合理性。现阶段,权利推定和司法解释是新兴权利保护的较佳路径。     

技术治理的运行条件与治理效果——以苏南地区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为例

技术治理因契合国家精准治理需求而被广泛应用于基层治理和政策执行之中。技术治理作为整体性工程,在基层社会需要一定的运行条件。村级治理行政化、治理对象规则化和资源分配规范化保证了技术治理的社会适配性,使技术能够较好地嵌入治理体系之中,并发挥实质性作用。技术治理在基层社会中的良性运行产生了直接性和延伸性的治理效果,不仅推动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倒逼基层社会调整自身行动,形成规则意识,以规范的行为方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互动,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程式化的再生产。     

“受国家保护的家庭”释析

我国宪法规范中明确规定家庭受国家保护,然而实践中家庭、户、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却含混不明。同时,将对家庭的保护视为制度性保障还是权利保障,也素来存有争议。这些情形都很容易模糊化"家庭"以及"保护"的涵义,也会成为不当干预家庭事务的缘由。因此,分析宪法规范的原初意蕴进而确定国家调整家庭事务的时机、界限以及内容,将有助于实现对家庭真正的保护。     

从文化工业理论到世界品牌:德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当代德国既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是文化产业强国。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作为世界文化产业概念的源头,为研究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德国文化产业的实践、国家品牌的打造,为塑造德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了有力支撑。德国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和德国品牌塑造的实践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打造文化品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跨文化传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国大众文化的关系。     

西方政党—国家范式的研究进路及其评价

伴随着从精英党、大众党到卡特尔党的政党政治变迁,西方政党理论建构开始从政党-社会范式转向政党—国家范式。这种理论进展以国家共识优先于政党政治为前提,以政党—国家联结为框架,采取经验描述对卡特尔党进行逻辑论证。这虽然仍然未能脱离参照精英党原型建构起来的政党—竞选制度实践,甚至还在实践上遭到各种批判,但如果引入善政评判方法就会为政党理论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特别是由此形成的超越政党竞争范畴的理论倾向,为国家一党执政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开放性。以往政党—社会范式把一党制归结为非民主体制,但现在的政党—国家范式建构,可以不再局限于政党竞选实践,而是进入国家治理善政目标考虑。从这种研究中可以捕捉一种善政评判导向的政党理论建构前景,由此深入探究政党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对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诸种事实做出尝试性理论解释,展现政党在政治实践中的多重面相和运行机制,这对我们以善政视角全面理解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