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早期的主权观与人权观

主权与人权都是欧洲近代形成的游戏规则,从诞生起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百年屈辱史"具有刻骨铭心之痛,加之长期存身于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故而坚持近似于"威斯特伐利亚绝对主权"的观点,把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视为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作为一切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从最初决定"一边倒"到"反帝、反修"、以及后来的中美关系解冻,均系以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为出发点的举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不论从中华传统文化论,还是从社会现状和面临的紧迫任务而论,按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人权理论去强调约束政府权力、伸张公民个人权利,在当时的环境氛围中显然是不合拍的。中国表示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权的基本原则,但强调的是集体人权,体现在对民族自决权的肯定,反对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把人权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为一体。     

情节加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研究

文中讨论了加重构成特别是情节加重构成与基本犯罪之间的关系，认为加重情节实际上相对独立于基本犯罪，实质是法定刑的升格条件。进而研究了加重构成犯罪及其中的情节加重犯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认为基本犯罪的犯罪形态与加重情节应当分别考量，不应当交叉考虑，故基本犯罪的犯罪形态不影响加重情节的成立，情节加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实质上是基本犯罪的来完成形态。所以情节加重犯罪是可以存在未完成形态的。     

哈萨克斯坦的民族结构与语言状况研究

历史上,哈萨克斯坦历经征服兼并,政治风云变幻,经历八次大的人口迁徙潮,对其民族构成与语言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总体看,目前哈萨克斯坦有四个大的民族群(哈萨克族群、俄罗斯族群、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群和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群),这些族群的构成和语言状况十分复杂,有些民族已与其母体民族分离多年,其固有的文化和民族特性已丧失殆尽,其母语很难保留下来。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社会安定与民族团结的语言政策和民族政策,有值得借鉴之处。     

领导者的新媒介使用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媒介技术的升级,中国已逐步进入新媒介时代,作为社会构成因素的大众传播,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突发事件不断,     

同仇敌忾卫主权

近闻日本右翼势力频发狂言,欲侵占我神圣领士钓鱼岛,他们侵略本性不改,今又故技重演。今有感作小诗以志之。一当年侵华何凶狂,烧杀抢掠行"三光",虽败野心仍不死,而今小丑又跳梁。     

关于“新批评派”成员构成的几点认识

说到"新批评派"的成员构成,国内外学界有许多不同理解。这些认识,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乏随意甚至混乱之嫌。为进一步推进国内"新批评"研究,文章提出,"新批评派"本身复杂丰富,须分人、分层、分国籍考察;对"新批评派"成员的译介须统一译名,避免混淆而用全称;祛除对"新批评派"单质化和标签化理解,还原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战后日本刑法学的发展谱系及其课题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强调保障国民主权的新宪法,成为构建其战后刑法学的原点。战后刑法学出现了主观主义退潮、基于后期旧派而吸纳某些新派主张的见解有力化、立足于前期旧派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强势化等动向,而马克思主义刑法学打破禁忌拥有一席之地,也成为战后日本刑法学中的一道风景。在犯罪论领域,团藤说和平野说的全面对抗成为战后数十年间的基本旋律,人格责任论和机能主义刑法观各领风骚。同时,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争也替代新旧两派的"学派之争"而占据了主要战场。对新型犯罪的应对、对处罚的早期化和重罚化等立法现象的态度,都考验着刑法学者的立场和智慧。各理论之间从对立走向扬弃与融合,从纯粹的理论对抗转化为如何对于具体的立法现象或者司法实务予以说明,是当代日本刑法学的大势,也是学说史研究留给我们的启示。     

反腐是把易于腐败的权力装进笼子,而不是把官员装进笼子

<正>最近几年,中国网络迅速发展,网络公共平台对政府权力构成了很多约束,使其越来越具有公共性。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约束往往是通过现有体制发生作用的,实际上是强化了某些部门的集权,一旦约束损害到这些部门的权力,网络的力量就开始被放进笼子里。     

关于“国家”理论的若干思考

长期以来,学术界重视探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非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质差异,却忽略了中华传统的"天下"、"国家"观与近代以来从西方土壤中产生的"主权国家"概念的重大差异,牵强地使用"主权国家"概念去解读古代的中国和古代中国的民族关系,造成了理论上的不少失误和混乱。我们应该遵循"主权国家"的游戏规则来处理当今世界的国家关系,但也应坚持按中华先民共同遵循的"大一统"游戏规则去认识历史上的中国。     

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再探讨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合同法律制度中两种不同的制度.《合同法》对此做了一些规定,然而我国目前现行民法和合同法均未对此作严格的区分。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会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相混淆。大多数情况下,合同成立时即具备了生效的要件,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而其成立和生效时间是一致的.但有时合同成立并不等于合同生效,不成立也不是无效.本文试图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概念、构成要件等方面来阐述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正确认定合同法律关系、合同效力及正确处理合同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