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南阳汉画像石中舞乐百戏的辉煌

汉画像石艺术图像中的描绘,不仅形象地再现了汉画中的舞乐百戏是融舞蹈、音乐、杂技为一体的综合性舞台表演艺术,而且可以更深层地品味到我国舞台艺术的辉煌。     

颂体的渊源

以古文献为依据,探讨了颂体的起源。颂体源于原始宗教祭神祭祖乐舞辞和夏商巫术文化氛围下的祝颂词及金文祷词,并对后世颂体文学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西部百戏刍议——以甘肃省民间表演艺术为例

本文在对唐诗中有关西部民间祭祀乐舞、军中宴乐等伎艺表演诗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西部百戏的概念;以今天甘肃民间丰富的伎艺表演为对象,考察、寻绎西部百戏遥远的身姿,认识其文化形态与价值,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西部百戏的种类、特征,介绍了西部百戏情况.认为西部百戏具有百戏之“祖”的性质,西部百戏之研究具有百戏艺术原型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汉画乐舞百戏的娱人功能

汉画乐舞百戏的娱人功能是汉代宴饮助兴习俗在葬俗中的反映,汉画乐舞百戏画像与宴饮、车骑出行、炊爨庖厨画像的结合是其娱人功能的具体体现,汉画中乐舞百戏精湛的技艺是其娱人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李白诗中的西域文化考论

天才诗人李白的诗歌中存在着不少西域文化因子,这些因子营造了李白部分诗歌的西域文化氛围,也证明着诗人与西域文化的一定关系.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代百戏与元人杂剧关系考述

本文略考了宋代百戏的发展演变，对宋代百戏的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并考证其对元杂剧唱、念、做、打四功中“做”功与“打”功形成的影响，旨在为研究元杂剧表演体制的形成提供参考借鉴。     

南阳汉画像石乐舞题材的双向审美效应

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乐舞题材画像,是汉画像石刻与汉乐舞两种艺术在形式与内在意义上的叠合,由此形成了两种各不相同的艺术形式的双向审美效应。在画像石刻有限的空间中展示乐舞最美的造型,使南阳汉画像石刻达到了美的极致;时间性与空间性、动态美与静态形的融合,共同的造型特征的完美体现,使乐舞的瞬间经典动作借助画像石刻得到了夸张的宣扬与永久的留存,从一种消失性的艺术变为留传性的艺术,并为现代舞蹈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创造灵感与源泉。它以自身特殊的方式,传达着民族文化精神,透露着民族审美心态。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吐蕃乐舞探源与研究

产生于吐蕃时期的吐蕃乐舞,在藏族舞蹈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吐蕃乐舞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诱人的艺术魅力,不仅成为吐蕃时期的文化标志,也成为整个藏族舞蹈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解析吐蕃乐舞,它不仅开启了藏族舞蹈历史发展的先河,也构建了藏族舞蹈体系的基础,引导了藏族舞蹈风格发展的趋向,对整个藏族舞蹈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