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无庸讳言,在我国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已经为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所认同,但这种发展所包含的高度的不确定性或社会风险,似乎还未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化解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风险的各种可能性也未在知识界展开过充分讨论。我国知识界增加这些方面的理论准备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同时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其困难所在,当然与我国的理论研究的社会条件有关,但也同时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不成熟有关。可以肯定地说,相关研究的成熟程度远未达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程度。尽管如此,国际学术界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1]本文…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探索不同经济情况下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从村民自治“权力—资源”视角进行考察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平衡.村庄分化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探索乡村治理有效路径.富裕村多采取分配型治理,而贫困村则采用项目型治理,为避免现实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现状,倡导由能人权威型治理转变为法治权威型治理.同时,不同经济情况下,村民自治可以采用以产权形式、以活动或项目为载体的形式来有效实现.     

我国让与担保纠纷司法裁判规则之思考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一直饱受争议。通过对让与担保案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可知,法官在处理让与担保纠纷时对于其效力的认定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而其背后均有着不同法律逻辑进路。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物权法体系仍然将让与担保排除在典型的担保物权之外,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经典的担保方式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坚持物权法应当明确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典型担保规定下来,还是认为让与担保可以受习惯法调整,落实到司法裁判中,均应正视这一担保方式在生活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当务之急是从规范让与担保的公示方式与清算方式的角度出发,为法院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确立统一的裁判规则。     

宋教仁民主宪政法律思想刍议

作为同盟会主要领导的宋教仁,曾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一时。在他短暂的生命旅程里,基于自己对西方宪政思想的深刻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提出了政党内阁制、独立的行政裁判制度、折衷制下的地方自治等一系列民主宪政思想。     

代孕背景下的亲子关系认定——基于意思自治的理论视角

现代生殖医学技术快速发展,虽有助于破除特殊群体在传统自然生殖方式下无法实现生育目标的障碍,但也不断挑战传统生育语境中亲子关系认定原则。通过梳理传统亲子关系认定原则在代孕问题上的局限和矛盾,并比较域外典型代孕政策中亲子关系认定相关内容,剖析其立法表达可被我国现实需求所摄取之部分。同时,在功能实效中探究代孕行为中“意思自治”这一民法基本原则表达的代孕协议这一关键内容之实态,以及其对亲子关系推定及否认的影响,以期构建在该原则前提下对传统亲子关系认定原则矫正后的,更加完善且具有相当适用性的代孕背景下亲子关系认定应然原则体系。     

从巩固国权到联省自治——章太炎政治主张的转变及其内在逻辑

从立志走上革命之路起,章太炎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保证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在此前提下,他还聚焦于如何在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使政治设计能够保障大多数民众的权益,而非沦为少数特权集团的工具。武昌起义之后,章太炎积极投身新政权的建设。他先是倡导巩固国权,希望联合立宪派与旧官僚让新政权得以稳定,但不久之后,便发现这些群体与自己不是一路人,而袁世凯则更等而下之。他逐渐意识到,北洋集团长期把持中央政权,极易干出卖国勾当,于是开始积极提倡联省自治,并为此多方奔走。从清末到民初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在表面上虽有所变化,但核心关切一以贯之,即通过制度设计来抵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将保障民权与巩固国权有机结合。只是在民初“军绅政权”的架构下,他的政治主张难以得到实践。他本人也未能跳出既有的权力格局,思考如何组织动员新的政治力量。     

厚积和谐因子增加人民福祉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的功能,以社区居委会为依托,以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重点,以发展社区服务为龙头,以提高居民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宗旨,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社区,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