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区构建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强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和谐社区对于构建和     

从“群众参与”到“公民参与”——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转变

＂群众参与＂模式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国家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和垄断基础上。＂群众参与＂往往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需要。而在社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市场经济唤醒了民众的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单位人＂开始向＂社区人＂转化。在实行社区自治,建设基层民主的背景下,政治、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要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即从＂群众参与＂走向＂公民参与＂。     

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特别行政区制度为侧重

作为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地位仅次于根本政治制度,其内容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而不断完善.一项政治制度能否上升为基本政治制度,要综合考量其历史传统、政治影响、人口多寡、地域范围、民族利益、世界影响等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判断一项政治制度能否成为基本政治制度,在综合考量以上因素的同时,还要考察其宪制因素.特别行政区制度已具备成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条件.     

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出席法定数研究

股东大会出席法定数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民主决策的基础.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大会出席法定数规定的缺失,直接影响着股东大会决议的正当性和股东权利的保护.我国公司立法对股东大会出席法定数规定的不足及股东大会出席的现况的稳定,使股东大会出席法定数在公司法中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公司法将股东大会出席法定数与表决权数一同规定在股东大会决议方法中,作为股东大会决议成立的条件.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地区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民政府西北开发计划的实施，长期处于封闭与落后状态的西北地区民众的政治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着变化；自治机构逐步建立和推行；参政意识不断提高；国家民族观念的急剧高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发展和变化。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理论思考

地方自治作为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地方治理形式,可以有效克服中央集中管理的弊端,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保护地方的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保障聚居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和自治权力,维护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利益,且自治地方各民族都享有民主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虽有各民族共同参与管理的现象,但主要基于人民共和体制和现代民主制度而存在和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通过多样的民主形式,保障自治地方享有法律规定的自治权等各种权益.     

论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时效制度中的体现

本文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在诉讼时效制度中的体现有三：诉讼时效不得约定排除或延长,但可以缩短;法院不应该主动延长诉讼时效;已完成的诉讼时效利益可以抛弃。     

村民自治中的草根式权力平衡与民主能力培育——广东"蕉岭模式"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广东"蕉岭模式"给我国村民自治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对显性的村庄治理制度建设和隐形的村民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外力(尤其是国家)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是有一定条件的,也是需要克制的.最好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在满足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不给村庄增加额外的治理成本,也不妨碍基层民主的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