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与塔西佗的史学思想

《编年史》是塔西佗最后也是最出名的一部历史著作,是他史学思想和文笔最成熟时期的作品。《编年史》集中反映了塔西佗反对暴政和歌颂共和两方面的史学思想。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塔西佗对所看到的现象,不能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方面加以分析,因此难免有些缺陷。但这并未影响《编年史》突出的史学价值。     

关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对卜宪群被指责抄袭一事处理结果的意见

2004年6月中旬,史学批评网、天涯网、往复论坛、学术批评网、新语丝等网站先后刊发或转载了署名史言所撰写的《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抄袭问题举隅》一文,指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先生有抄袭之嫌,学界为之哗然。文章在网上网下引发了激烈讨论。7月初,文中指出的被抄袭的论著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发表声明,做出了回应。“不得抄袭”,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时所应秉持的底线。抄袭,是对学者最为严厉的指控,会直接影响其学术生命。因此,对这样的指控,学术界不能等闲视之,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     

水书文字“酉、鸡”字形书写特色初探

水族古文字是一种发展不成熟的文字,在从“酉、鸡”字形书写特色,探索水族古文字的一般规律以及与甲骨文的联系。     

GH高浓缩汉语拼写方案及其原理

“GH高浓缩汉语拼写方案”是在《汉语拼音方案》基础上设计的可以一一对应替代现行汉字,又实行词式书写的计算机用汉语拼音文字。它的原理要从拼写结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码设计等4个方面去理解。现代汉语中每个带声调的音节的读音都有相对应的高浓缩拼写形式。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在坚守与转换中思索人性:刘庆邦小说的空间书写

刘庆邦着眼于我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多年来坚持书写农村题材和普通矿工的平凡生活,新世纪以来创作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则将创作视点转移至进城打工的保姆群体,不变的是他对底层百姓的人道主义关怀及对人性问题的深入思索。不论是城乡交叉地带的煤矿叙事所呈现出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还是“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中空间权力对进城乡下女性的规约与限制,都表现出刘庆邦小说明显的空间意识,也体现了他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     

梅尔维尔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伦理隐喻 ——以“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为例

疾病书写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发展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联结人与社会、反映政治进程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疾病书写的分析,既能了解作者个人的道德批判,又可窥探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梅尔维尔在其早期创作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展开了诸多与疾病相关的书写,其中对个体疾病、群体疾病和特殊疾病三类不同疾病的书写分别折射出作家对身份问题、殖民问题和种族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殖民者身份困境的焦虑、对殖民主义反向冲击的担忧,以及对传统种族优越论的保留态度。"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既体现作家的进步性,也反映其局限性。     

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论魏徵的史学思想

唐代杰出的政治家魏徵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魏徵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一、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二、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三、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魏徵所重的人事既包括帝王将相,也包括人民群众。如何取鉴、取鉴什么以求致治,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魏征以史为鉴,不囿一时一事,不主一尊一经,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具有鲜明的通鉴反思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