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对女娲神话书写考述

唐人在著述中常常提及到女娲神话,而在文学中女娲也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学母题原型,成为"创造万物、构建秩序、救民困厄"的文学意象符号,演变成了造福人类的意象载体。与唐代以前女娲神话的文学书写意象不同,唐代的文人更多的是以女娲神话作为一种符号来表达自我情怀。而这种模式也使得女娲神话的书写呈现出由集体政治意识向个体生命意识、由宏大理想向现实情怀的转变。从唐人对女娲神话的态度和评价的转变中,可以更好地了解作家们的思想心态,从而更本真地把握唐代文学。     

时代精神缺失的个性化“修复”——马莉散文:中国“50后”作家个案研究

在当代中国文坛,马莉是中国"50后"作家群体中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马莉散文自觉地以词语记忆为载体,借助单位观念的词语聚焦生命体验,精微地写出了个性化的生命体验方式,这是马莉对散文写作的新贡献。解读马莉,有助于理解"50后"在改革开放时代怎样走出精神缺失的阴影,如何填补自身的心灵空缺,以及自觉回归人性基本面的不懈努力。马莉以其个性化的视角去关注那些在特殊年代不能触及、不敢思考的问题,她借助观察自己的内心、观察身边的亲人、观察周边的同事,去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面,去认识人性的细腻与美好;其散文回归世俗、回归了人性的常态,也回归了历史前行所依赖的理性动力。就某种意义而言,马莉散文是对一个特殊时代精神缺失的个性化"修复"。     

论胡赛尼小说《灿烂千阳》中的战争书写

当代阿富汗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阿富汗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亦难逃战争阴云的笼罩。不同于传统战争书写的宏大叙事，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采取了和战场上士兵不同的平民视角，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捕捉战争的幽灵，通过再现战争为个体带来的直接生命体验和对个人生活历程的影响，把战争日常生活化。在对战争的日常生活化书写的基础上，胡赛尼的小说也从个体的角度探讨了对阿富汗传统民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问题，为战乱之后阿富汗的文化重建播下希望的种子。     

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兼谈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的影响

1899—1902年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他酝酿并提出"新史学"的时期。在"反满"与"保皇"之间的徘徊,使其在史学表述上尽管常常坚持国族立场,但有时亦冲破理性的束缚,流露出种族主义倾向。在反满意识最强烈的1902年,梁氏一度因种族意识趋向强烈使其难以确定历史书写主体,影响《新史学》的写作与发表。直到《新史学》即将完成时,梁氏才将"新史学"确定为以"进化论"和"国族观"为基础的"文明史学"。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萌芽时期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在政治分歧明显与族群矛盾激烈的清末,写谁的历史问题直接决定了如何书写问题。相较于汪荣宝、刘成禺等人的观点,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提倡书写可以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族增强国家认同的中国史观念,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张秀亚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张秀亚是台湾著名作家。她的女性书写,最初以英雄女儿的形象汇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去台初期,经历感情创伤后,传统观念的束缚下,痴心女子负心汉成为张秀亚小说创作模式;痛定思痛后,她重新将目光投向芸芸众生,借助爱情主题,挖掘人类内心的幽黯世界,其女性书写具备了鲜明的性别反思的自觉性。张秀亚的文学实践,既是对上世纪50、60年代政治思潮的反拨,又向读者阐释了一个现代女性觉醒与独立的艰难历程。     

城市绿心:生态视镜下《犇向绿心》的城市书写

《犇向绿心》是汤素兰打通现实题材和童话幻想的探索突破之作。作家关注现实,立足当下,试图构建让童话扑进生活的创新写作路径。从生态视域观照该文本,浓郁的原乡情结清晰可见,但文中仍不乏可观的城市书写,城市与乡野互相呼应,融为一体,使作品有了无限延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