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精神与诗意栖居——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与洛阳城市意象的双向建构

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开辟了城市文学的一个新方向、新思路,即不再是对于城市的排斥、贬低,不再是将城市视为与田园相对立的、与理想相排斥的空间,而是从积极、肯定和赞赏的眼光去书写城市.司马光的城市文学叙事,十分自觉地、有选择地接受着洛阳城市文化的影响,感受着洛阳城市文化的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同时,他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也在自觉与非自觉地参与了洛阳城市文化的创造与城市意象的建构.司马光在洛阳建构起自己独乐、隐逸的都市家园与精神世界.     

从底层书写到性别话语——梅娘在东北沦陷区小说创作钩沉

通过聚焦与解读梅娘在东北沦陷区文坛上留下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还原出梅娘小说叙事主题的两重基调:对于底层民生的关注与书写;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与刻画.这两项主题在她创作的初期就彰显出来,并在随后保持交错演进,共生互渗的形态,协力传达出梅娘人文关怀、女性关怀的文学追求.     

后现代视域中短信文本的文化批判

从批判的维度审视后现代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短信文化现象是严肃的精英文化应当持有的立场.可以说,短信文本助长了一元化价值观的强迫性灌输,加剧了当代情感萎缩和交往的符号化倾向.虽然短信文本的写作激发了民间书写的热情和创造的智慧,但其本质不过是一场话语的狂欢和能指的游戏,其语言修辞和文学叙事实际是一种没有所指的写作表演.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这种以颠覆和恶搞为发展方向的短信文化所具有的非建设性品格,必须警惕它对民间精神和公共意识形态造成的负面效应.     

民俗·启蒙·审美——民间信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取向

民间信仰不仅成为现代文学"驱妖打鬼"的启蒙对象,而且它是一种潜在反映民众世俗欲望、人性人情的民俗抒写.民间信仰的"现代"文学参与,接续和深化了现代文学幽魅神秘的美学色彩.中国现代文学尝试和探索了民间信仰民俗的、启蒙的、审美的多重文学书写.     

走向自我之后：中国当代女性诗歌中的自我书写及其发展境遇

真正张扬性别意识的中国当代女性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浮出地表,其最鲜明和为人瞩目之处在于对女性自我的书写。这表现在身体写作、欲望叙事和对自我／女人在自然、时间及两性关系中的认知和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惑和追问。当代女性诗歌在自我书写带来的正负两面的影响下陷入两难的发展境遇,并进行着艰难的突围。     

J.M.库切与历史权威的对抗

库切对历史问题的思考立足于对当下南非和整个人类历史境遇的忧虑,以颠覆大历史的权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为主要指向.他一方面揭示了历史的虚构性、意识形态书写和不可再现性特征,另一方面,他的历史观中呈现出某种历史循环论的色彩,在对文明与野蛮的暴力循环的审视之中,表达出一种对新的历史伦理的呼唤.     

从乡村到城市的迷惘——论新世纪两种乡土书写意识的矛盾

乡土小说创作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构成和底层叙事的标志。面向乡村与面对城市的两种乡土书写都表现了醒目的批判性:前者对乡土社会封建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揭示显示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后者则对城市表现了集体性反感,其批判主要指向城市道德。综合审视就会发现其间有个矛盾:面向乡村时能显示现代批判,面对城市时却表现了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意识。对象转换后出现的这种思想矛盾,蕴涵着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     

历史记载与传说想象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以三国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为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流传下来了无数动人的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特别是经过历代史家的历史书写、民间百姓的口头传说以及后世文人依据一定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历史想象,使得这些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深刻.当然,历史的真实性也在这种传说与想象中变得越发模糊.三国时代刘备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即为此例.其最初是以一种没有被正史立传的模糊形象出现的,魏晋以后关于其成为(壤)矶娘娘的历史传说逐渐流传并日渐放大.年深日久,由于史书的散佚、文人雅士的艺术创造等原因,孙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便为历史记忆基础上所形成的孙安、孙仁、孙尚香等新的人物形象所代替.     

北魏羽真考

北魏羽真有羽真号、羽真姓氏和羽真侯国三义。三义之间存在关联。学界以羽真第一义为官职或爵称,并不准确。羽真号的合理表述应当是鲜卑拓跋使用的"类官号",内部存在一般羽真、大羽真、内行羽真和内大羽真的分别;其最初功能是分定以血缘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内部及与内入诸姓、四方诸姓之间的权力等级边界。道武时羽真号已有大羽真、内行羽真、内大羽真三职的分别:获赐大羽真的原因主要是世领部落,率部归魏及有捍边之功,当类领民酋长;内行羽真可能是针对帝室十姓;内大羽真当是给予昭成皇帝嫡系子孙。以太武帝统一华北为转折点,稳定下来的北魏政权开始收紧对于大羽真等三者的授予,一般羽真大量出现,并因适应权力来源由贵族转向皇帝的大势,而更多地被应用,太武以后诸帝开始将一般羽真号授予汉人,以削弱贵族政治,确保政权由宗王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孝文帝时的羽真号更多地成为一种得到皇权认可、可以进入核心统治圈的身份标识。而在拟制血缘的皇权政治中羽真号逐渐失其意义,以孝文改制、河阴之变为两临界点,在人为制造的历史真空与异质载体历史书写的熏染、挤压下以"理性"的方式被选择性遗忘,出现中古时期鲜明可见的结构性失忆。     

“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中的台湾海洋书写——以吴明益《复眼人》为中心

吴明益小说《复眼人》融合了"自然写作"和"海洋书写"两大主题。小说批判掠夺式的旧有海洋意识和将海洋利益化的行为与逻辑,以生态整体观否定"海洋-陆地"二元对立及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的价值序列论;并将海洋观察与社会体察相结合,在社会文化整体观中认识和理解海洋问题,由此得出环境污染的产生人人有份,其解决应有全社会来共同面对和承担的认知。"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和"适当取用"的消费伦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在台湾海洋文学中多所体现,对我们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