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重庆说：“我要坚持到最后”

1941年1月17日夜。重庆近郊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竹篱笆内，几名武装战士正警惕地在巡逻；三楼上，机要员正急切地调整电台频率，希望能再次收到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发来的电报；二楼过道上，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几乎全都汇聚在此，大家正焦急地等待着周恩来归来。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新闻统制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借助于中央社对国内新闻的垄断权,不仅控制了所属报刊的信源,而且通过中宣部控制了民间报刊的报道及社论导向,试图利用战时新闻统制把事变定格为单纯的整饬军纪,而非党派间的政治问题。重庆新闻检查所严苛审查《新华日报》的消息采编,使得“皖南事变”真相难以在重庆传播。国民党中宣部、三青团唆使重庆报业公会拒绝派送《新华日报》,试图切断该报的发行渠道。中国共产党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采取一日双版、发行增刊的办法予以应对;借助外国记者的向外报道,突破国统区的新闻统制;就中共代表是否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引发的媒介关注,把“皖南事变”部分真相传播出去。     

昭和天皇与八一三事变

八一三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为配合卢沟桥事变,借口虹桥机场事件,在上海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对中国扩大侵略的又一重要步骤。昭和天皇不仅密切关注和支持了上海战役,还积极参与了具体的战争指导和战争决策,直接推动了事态的不断扩大。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改变及其原因和影响

华北事变后 ,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政策的变化 ,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形成全国抗日局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使国民党对日终止妥协 ,走向抗日。     

从河州事变看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河州事变是有清一代西北地区由秘密宗教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其反清政治意图明确,秘密宗教色彩浓厚,余波延及陕甘等省数十年,影响极为深远。本文主要依据原始档案材料对河州事变的具体经过和清政府的镇压措施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乾隆朝民变的各种政府对策。     

战后日本学术界“九·一八”事变研究评述

本文主要介绍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于“九·一八”事变研究的主要学者、代表性著作及主要观点。分析其背景及其变化趋势。     

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及苏联对事变抱两种态度：一是责难，二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责难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和完全错误的。至于它们对西安事变所抱的第二种态度，看起来似乎与中共中央的主张相同，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主要是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两者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的不同。共产国际及苏联想以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来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方针。     

“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前因

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双十二”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 ,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到政治分离再到武力吞并的演变过程。尽管在此过程中日本侵华手段发生阶段性变化 ,但其灭亡中国的侵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