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的和平统一观

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基本内涵是"息内争、御外侮"."息内争"与"御外侮"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这两方面共同影响着张学良政治生涯的所作所为.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是与其所经历的东北易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张学良本人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极具特色的和平统一观.其和平统一观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张学良、蒋介石对锦州危机态度之差异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锦州设置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这里成为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面对日军的武力威逼,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解决锦州事变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本文拟就双方的态度差异及原因进行分析。     

李烈钧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民主宪政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存亡的严峻形势下,各界要求国民党政府缩短训政,尽快实施宪政,爆发了民主宪政运动,作为国民党元老派代表的李烈钧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李烈钧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真诚继承者,他主张以民主政治改革推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认为民主与抗日互为因果、缺一不可;他扶病奔走呼号,要求国民党政府实施民主、开放政权,其民主宪政思想和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     

论张学良个人档案的史料价值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由于他对历史的贡献和复杂的人生, 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赠送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个人档案的公开,为深入研究张学良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张学良个人档案纠正了其祖籍、出生地等问题的讹传;消解了史学界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许多疑问;印证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回忆资料的准确程度等。     

天京事变日期考

18 5 6年 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 ,东王杨秀清被杀 ,受牵连被杀达二万余人 ,史称“天京事变”。文章通过对清方资料、清人笔记、诸王自述、外国人报道研究分析 ,相互引证 ,提出了“天京事变”不发生在 9月 2日凌晨 ,而是在 9月 4日或 9月 5日 ,这对正确评价洪秀全、杨秀清有着重要的意义     

芦沟桥事变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危机应对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作为事件发生时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对这一突发性事件的处理,经历了坚决抗击日军侵略到幻想局部和平解决再到被迫守土抗战的曲折过程。冀察当局应对危机的种种举措,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这一事件和日后中国的全面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探析

在整个吐谷浑三百五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中,特别是前期,很少看到吐谷浑因内部矛盾而陷入危机的现象。然而,自第十一代主慕利延起,吐谷浑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纬代事变的发生,使吐谷浑几乎失国。本文通过对吐谷浑历史史料的排比、梳理和分析,提出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积累、演变到凸现的过程中,折箭遗教是其肇端,纬代事变是其最突出表现,并提出正是由于吐谷浑后期内部矛盾的不断升级和频繁化,最终导致了吐谷浑的灭亡。     

从“甲午”到“庚子”——论晚清华夷观念的崩溃

从“长时段”角度，可将晚清华夷观念解体崩溃的过程分为“松动期”、“解体期”、“开始崩溃”和“最后崩溃”四个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最后一个藩属国的丧失，标志着晚清华夷观念开始走向“崩溃”；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在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虽然传统的华夷观念重新走向“炽烈”，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华夷观念宣告“最后崩溃”。     

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

1923年初,孙中山通过滇军、桂军、粤军的力量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第三次在广东建立了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讨陈"战争的需要,孙中山必须想方设法满足诸路军阀贪得无厌的胃口.为此,孙中山及广东政府采取了过度"抽血"的财政政策.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广东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分析,认为对1924年底发生的"商团事变",不能将其简单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事变的发生,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扣械事件"只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导火线.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